近期，隨著經濟增速已滑向管理層年初制定的經濟增長下限，為保持下半年經濟的平穩，管理層已開始陸續部署穩增長的措施。雖然這些穩增長措施不會是大規模的經濟刺激政策，但我們仍要謹防它們在實踐過程中“走樣”，成為再次惡化經濟結構，增大經濟中長期運行風險的“助推器”。
近期一系列經濟數據的公布意味著下半年經濟下滑的壓力還在增大。如7月匯豐PMI預覽值為47.7，比上月終值48.2下降0.5，為11個月來低點，連續3月位于收縮區間，且有加速萎縮趨勢，這很可能表明三季度增速仍不樂觀，如果假設三、四季度GDP增長環比增速仍與二季度1.7%持平，那么三、四季度的GDP同比增長分別只有7.1%，6.9%，全年GDP增速只有7.1%-7.2%左右，這無疑已經逼近政府提出的經濟增長底限目標，也威脅到政府容忍的失業率目標（據有關部門的測算認為，經濟的底限就在7.2%左右，低于此調查失業率將會出問題）。管理層此時出臺穩增長措施就十分必要。
我們注意到，目前中央各部門都已按照增長率不滑出下限的要求開始落實相關的穩增長措施。例如，在積極財政政策空間不大的情況下，財政部最近出臺激活財政存量資金的政策，它有望在多個方面釋放財政刺激空間。第一，通知要求加快公共財政和政府性基金的預算執行進度，這意味著往年12月財政存款集中下撥開支的情況今年可能提前。12月財政支出若提前到8-11月，將會比正常情況多支出2000億。第二，通知提出清理、壓縮財政結余結轉資金，并明確要求“確保2013年底年終結余結轉資金規模比2012年有較大幅度降低”。考慮到去年底財政資金結余大約有2.5萬億元存量，它們的大幅度減少必定大大增強未來幾個月的財政支出能力。
再如，貨幣政策方面，雖然在央行調控政策的作用下，下半年流動性增速會放緩，但是從央行的政策意圖及近期的幾個舉措來看，在目前經濟疲軟，通脹無憂的情況下，并不會推動流動性的持續緊縮，仍希望強化貨幣信貸增長對于經濟增長的支持作用。
7月以來，央行公開市場操作已凈投放貨幣達到2910億，而央行放開貸款利率下限管制的政策初衷之一就是降低企業融資成本，并增強中小企業的信貸可獲得性。值得注意的是，近期市場傳聞銀行將嚴禁向包括水泥、煉鋼、煉鐵、化纖、電解鋁和煤炭等近十個產能過剩行業發放新增貸款等，央行很快給予否認，強調對產能過剩行業區分不同情況實施差別化政策。
此外，各類產業政策7月以來也加快出臺。如近期國務院出臺了諸多組合措施，包括創新鐵路債券、發展鐵路發展基金、向民資全面開放鐵路建設市場等，以加快當前進度有些滯后的鐵路投資，由此也可以預期，今年下半年鐵路投資規模將會是上半年的兩倍；如最近國務院出臺《關于促進光伏產業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提出研究部署加快發展節能環保產業，促進信息消費等以拉動國內有效需求，這些政策中的不少內容都超出市場預期，如信息消費產業發展目標是2013-2015年要實現信息消費規模年均增長20%以上，電子商務交易額大幅增加，國內光伏電站的裝機目標是2013-2015年，年均新增裝機量10GW左右，到2015年總裝機容量達到35GW以上。
盡管這些穩增長政策的陸續出臺將有利于下半年經濟的走穩，但是值得我們警惕的是，過去經驗反復證明，在改革機制不健全情況下，穩增長很容易惡化經濟結構，增大經濟中長期運行風險。如去年5月經濟下滑壓力加大后，管理層也開始強調穩增長，并出臺系列舉措，包括加快建設大型基礎設施項目等來支持經濟增長，事后證明，這些舉措雖然有力地刺激了四季度的經濟回升，但后遺癥也隨之顯現，如2012年地方政府債務再次出現了膨脹。截至2012年底，審計署統計的36個地方政府本級政府性債務余額比2010年增長12.94%，而由于更多債務來源于更高成本的民間社會融資，債券風險也進一步加劇；再如產能過剩呈現進一步加劇趨勢，2012年1至9月，六大高耗能行業投資3.5萬億元，同比增長22.2%，增速同比提高4.2個百分點。
目前我們看到了過去穩增長模式情景的再現。例如，近期我國各地都部署了下半年經濟工作，幾乎每個省都提到要通過穩投資來穩增長，有些省份甚至提出保增長，這都決定了它們有著借著中央穩增長政策的“東風”，加快本地投資項目建設的強大動力，而在此過程中，一些不符合民生和經濟結構調整導向的項目也往往容易再次復出。例如不少中西部地區傳統行業產能嚴重過剩，但仍在大規模招商，并期望中央能區別對待；中央要求各地5年內改造千萬棚戶區的本意是促民生、穩增長，但是一些地方為了本地經濟發展的需要，卻借著“棚戶區改造”的名義，在地產開發、城市基礎設施建設方面大干快上。
因此，我們也擔心在諸多改革措施仍不到位情況下，中央的穩增長政策容易被地方加以利用成為各地再次大干快上投資的“借口”，這就需要中央在注重穩增長的同時，還應更多關注改革不合理的增長體制。如加快向地方簡政放權穩增長的同時，必須運用各類法規、產業政策等約束地方權力的集中引發的投資過度膨脹；中央要加快理順中央與地方之間的財稅關系，建立財力與事權相匹配的財稅體制，以保證地方有足夠財力落實其支出責任，降低其過分追求GDP和稅收的沖動；中央還需要加快各類生產要素的市場化改革進程，如土地自由流轉制度，以釋放生產要素擁有者經濟活力的同時，促進資源的高效利用以及集約型經濟增長等。
而這些改革措施已在管理層的計劃中，如李克強總理強調，改革破除體制機制障礙，可為“穩增長”和“調結構”注入新的動力，可以預期，今年10月即將召開的三中全會對于這些改革會有更加詳細的安排部署，我們也期望著它們能盡快有效落實以真正為穩增長“護航”，防止穩增長變異，否則，我國經濟結構調整的時間將會更長，經濟完全復蘇的時期也將更加遙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