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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各地相繼步入社保繳費基數調整月，社保繳費基數出現了明顯上揚，并對居民可支配收入產生侵蝕，使部分中低收入者陷入了現實需求與未來保障的沖突中，甚至導致部分農民工、個體工商戶和靈活就業人員等，自愿放棄社保以獲更多直接收入。
目前，中國實行以個人賬戶繳費確認制為主、統分結合的強制社保體系，個人繳費累積于個人養老金賬戶進行保值增值，單位繳費歸入統籌賬戶用于支付現有退休員工養老金，個人繳費用多未來收益也多。直觀看，個人社保繳費基數的上漲本應是好事，但何以反而侵蝕居民可支配收入，影響現期消費，進而被部分居民和企業視為負擔而非享受？
其實，這首當其沖地表現為，國內社保繳費率過高，壓縮了居民的可支配收入。目前中國單位和個人繳納的五項社保費率之和為個人工資總額的40%以上，位居全球173個國家和地區的第13位和亞洲國家首位，不僅明顯高于發展中國家的10%左右，而且高繳費與低保障奇跡般地共存，讓投保的投資收益嚴重不對稱。同時，高企的強制社保費用使中低收入者一半左右的薪資變成了無法自由支配的資金，這在強制變相提高中國整體儲蓄率的同時，卻增加了企業和個人的負擔，牽制了最終消費。
其二，人口老齡化下適齡勞動力供需偏緊，推高工資和各地最低工資，進而水漲船高地推高了居民和企業的社保繳費基數，而基礎貨幣超發，真實通脹高企等，使居民真實感受的通脹高于工資漲幅，且勞動力工資上漲的結構性問題帶來的被增長，致使勞動者工資雖有所上漲，卻面臨增產不增收之憾，進而高企的社保費用對居民現實購買力產生擠占，社保不可避免地成了居民和企業的負擔而非享受。
其三，人口老齡化和國企等對老人的歷史欠費，使各地相繼陷入社保支出性貧困，而為舒緩社保支出性貧困，決策層在提供財政補貼的同時，強制并抬高社保繳費和擴大社保覆蓋范圍，加劇居民和企業負擔以追求強制性被動儲蓄，變相為地方高負債提供流動性，進而不僅收窄居民最終消費空間，而且扭曲經濟資源配置，使經濟增長身患投資依賴癥。
其四，國內社保體系的公私邊界混搭，也加重了居民和企業的負擔。目前中國的社保體系中，政府的公共社會保障支出主要服務于公務員和事業單位職工，維持社保雙軌制。這導致了政府事實上雖未為居民提供公共社保防護網，但卻主導并行政化現有職保、城保和新農保體系。
這種公私混搭的社保體系必將導致企業和居民高社保費用，因為社保基金的所有權與運營權的分離是非契約型的，很容易因缺乏投保人硬約束而導致公地悲劇。同時，行政化的社保管理者傾向于盲目追求高繳費率，增加被動儲蓄，并假借社保基金保值增值的利他訴求，而投資于高風險偏好的資產，為政府和企業盲目投資提供資金，令經濟轉型知易行難。
鑒于此，讓社保成為居民的享受而非負擔，就需適度降低社保繳費比重，實行中性貨幣政策，降低真實通脹率，強制國企向社保繳納紅利，抑或私有化國資以補足國企對老人的歷史欠費。同時，厘清社保體系的公私邊界，即以中央政府為主構建面向全民的基礎性社保體系，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然后在政府以稅收減免的鼓勵下，把職保等商業化，允許居民自由選擇商業保險機構和投資標的，從而構建基于契約的商業化社保體系，使社保的保值增值內生為投保人自負盈虧的訴求，進而減輕政府的負擔，使社保變成居民的享受而非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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