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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北京市發布通知明確規定，出租房屋人均居住面積不得低于5平方米，每個房間居住的人數不得超過2人，有法定贍養、撫養、扶養義務關系的除外。《通知》還要求，應當以原規劃設計為居住空間的房間為最小出租單位，即不得把房屋分割出租，不得按床位出租，廚房、衛生間、陽臺和地下儲藏室等不得出租居住。
新規是針對北京市越來越多的“群租”現象所制定的，管理部門可能從安全角度考慮“群租”的風險性，因為一旦發生重大安全問題，主管部門需要承擔管理責任。據報道，最近發現北京某出租屋居然放了二十幾張床位，業主享受著豐厚的租金收入，相關照片令人唏噓不已，引發熱議。
從安全角度講，“群租”的確有高風險性，但是，如果條件允許，那么承租人也不愿冒如此大的危險，不管是人身財產的安全保障，還是居住舒適度、個人隱私保護方面。“群租”是每個人都不愿接受的，只是被迫無奈的選擇。因為北京的房租價格太高，目前平均房租支出已經占月收入一半以上，而且上漲趨勢還在加劇，如果不選擇“群租”減少支出，或許月收入還不夠生活成本。因此，應該反思房租為何如此迅猛的上漲，并尋思在調控房價上下下功夫，而不是單純用限制的方法。
北京房租上漲是房價上漲的影子，現在房屋租金價格越漲越高。一種主流觀點認為，北京，集中了中國最優秀和最多的公共資源，吸引了全國各地有錢人涌入，因此，北京房價上漲是合理的，不具有生存能力的人應該離開北京。
事實上，這種想法過于簡單。如果北京只能成為有能力的人的居住地，他們仍需要各種服務，像餐館、城市清潔、汽車保養修理、物業管理、水果蔬菜肉類販售等等，這些從業人員都是外地來京的低收入群體，也是“群租”最多的客戶。如果租金成本越來越高，就會迫使更多基礎服務業從業人員離去，從而導致人力價格上漲，租金和人力價格上漲會推高服務價格。這樣不良循環的結果，將是把大部分從事服務業的人口趕走，因為他們主要由中低收入群體組成。
北京也是全國科研與文化中心，這不是市場形成的結果，而是因為大部分中央級別的大學、科學研究和文化機構都在北京，這吸引了全國各地的優秀人才，并伴生了很多科技與文化企業，從而成為全國技術和文化創新中心。如果房租太高，乃至生活成本增長太快，大部分年輕人才在北京根本無法生存，更不用說購房安家。無法留住人才將會讓當地的科研和文化創新活動受損，從而讓整個國家的創新面臨考驗。
任何一個超級城市都應該是這樣的：是一個多元的社會，并且這個社會因為多元化而具有很大的活力。房價上漲或許對無力購房的外地人而言不是災難，但房租過高則對他們是致命的沖擊。新規盡管是出于安全風險的考慮，有著良善的初衷，但是，未來，宏觀調控部門應該考慮，如何解決房租不斷的非理性上漲問題。如果真的切實為租房者的安全著想，以及不想令更多服務業人口離開北京，那么應該想辦法降低房租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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