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來，新一屆政府明確了改變以財政、貨幣政策的擴張為主來刺激經濟、保持增長的短期政策，并提出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的改革目標。應當說，這是一個實質性進步。第一，抓住了增長轉型的要害，追求健康、可持續的經濟增長；第二，拒絕短期內以“擊鼓傳花”的方式維持增長，以更大決心和勇氣終結不合理的舊結構、舊模式；第三，以此為起點，加快改革步伐，從根本上解決困擾多年的體制性、結構性矛盾，有望使經濟吐故納新、浴火重生。從這個角度來看，新經濟政策的一個重要特征是不破不立、重在改革。但現實地看，新經濟政策要實現打造經濟升級版的預期目標，堅持不刺激和擠泡沫是不夠的，改革更需要通過全面的簡政放權，改變政府主導的經濟運行機制。
一、過去幾年的經驗教訓表明，政府主導的經濟升級看起來是新的，但常常會是“偽版本”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由政府主導的投資加速擴張的勢頭非常明顯。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投資擴張幾乎都帶著形形色色的經濟升級版的“新帽子”，但是客觀地看，真正可靠的并不多。
比如一些產業振興規劃，算不算是經濟升級版？按照政策制定的本意，沒有理由說不算。在這些規劃中，鋼鐵行業首當其沖。但今天的現實是，鋼鐵產業面臨著巨大的產能過剩困難。太陽能光伏產業也是個典型的經濟升級版案例，號稱戰略性新興產業。當時搞得遍地開花，現在連不少地方政府都套進去難以自拔。
再從地方層面看，由地方政府主導的產業升級項目和造新城運動，也都不約而同地以經濟轉型升級為口號，大鋪攤子、大上項目。一些地方甚至削山、填海，把迪拜模式也引進來了。一些項目當初立項的時候，都被認為是好的，看起來很振奮。沒有理由說他們的理念不先進，沒有理由說他們不是在搞升級版。但從整體來看，從中長期看，相當多的項目是經不起市場檢驗的，很多項目自建成之日就成為閑置之日。而與日俱增的地方債務問題、生態環境問題、產能過剩問題都一一暴露出來了。
二、真正可靠的中國經濟升級版，應當是市場主導的、以滿足中產階層消費需求為主的新經濟結構
舊的經濟升級版之所以不可持續，最主要的問題是接受不了時間的檢驗，接受不了市場的檢驗。這就需要弄明白，到底什么是真正的中國經濟升級版？
事實上，與過去30多年有很大不同，當前，我國處于中產階層成長的重要時期，消費主體發生了深刻變化。中國現在憑什么敢說自己能打造經濟升級版？它的市場基礎是，中國目前的中產階層大致占到人口的四分之一，大概有三億人左右，這三億人的消費在升級。但原有的經濟結構滿足不了中產階層的新的消費需求。這是中國經濟需要轉型升級的最大基礎。離開這個基礎，無論折騰出來什么樣的版本來，都只能是“偽版本”的經濟升級。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真正有市場、能夠反映中產階層消費需要的相關產業，能夠有較大的市場盈利空間和市場發展前景的經濟項目，才算是真實的中國經濟升級版。而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應形成這樣的良性循環：中產階層增加——消費需求升級——更高質量、更高效率的經濟結構——中產階層的工作崗位、工作機會增加——中產階層進一步增加。
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并不神秘，并不是高不可攀的事情，首先要尊重市場規律。比如說，中產階層家庭需要給孩子買奶粉，你把質量差的奶粉搞成質量好的，這就是真實的中國經濟升級版。再比如說，中產階層家庭愿意把孩子送到國外讀大學，你搞幾所能夠滿足自己國內需求的大學，也算是中國經濟升級版；中產階層消費群體有高品質的文化需求，你把他們的需求搞好，都算是中國經濟升級版。
應當清醒地看到，滿足中產階層的有效經濟需求，需要扎扎實實地把市場搞好，需要放手讓更多民營經濟去做才能做活做好。單靠政府主導外加國有經濟部門，一拍腦袋，用大躍進的方式來做是行不通的。當前，最令人擔心的一個是，舊模式完全有可能使剛剛起來的中產階層的發育過程中斷，使中國經濟升級版的基礎消失。
三、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堅持在政策上不刺激經濟增長非常必要，但更重要的是要改變政府主導的發展模式
在舊模式、舊結構上增長，速度越快，帶來的中長期問題越多，所以增長速度降下來本身就是一種優化。而且，只有增長速度降下來才有可能改變舊結構。但是也應看到，堅持政策上不刺激經濟增長并不意味著袖手旁觀，如果不對政府主導的經濟模式進行果斷的改革，新經濟政策不會真正有效。
這些年，由于市場化改革滯后，經濟結構變化形成了明顯的“尺蠖效應”：在短期的宏觀政策上，無論是擴張還是緊縮，如果沒有市場化改革的突破拉配套，最終的結果都會是有利于舊結構的生長，不利于新結構的形成。
從過去多年的經驗看，“政府主導+國有經濟”模式左右逢源、逐步強化的特征十分明顯。經濟政策的擴張也好、緊縮也好，政府主導的項目、國有企業的項目大都會在原有的軌道上擴張：你搞擴張性的政策，我“近水樓臺先得月”，拿主要的銀行信貸，將項目擴張搞得順風順水；你搞緊縮性的政策，也難不倒地方政府和國有經濟，只是民營經濟遭遇更大困難，而政府主導的項目反而可以攻城拔寨，擴大地盤。
這種經濟結構扭曲，主要根源在于政府對經濟的干預過多，甚至自己直接站到前臺，直接出手做經濟。而如果是市場主體自己來做決策，就不會把珍貴的資金投資到許多華而不實的東西上。所以，投資率下降的風險，產能過剩的風險，都與此有關。現在，如果沒有市場化改革的突破，如果不打破“政府主導+國有經濟”的舊模式，經濟結構很難獲得吐故納新的機會。
四、把解決中央與地方的體制性、結構性矛盾擺在改革的突出位置，尋求建立有限政府的新路
在中央與地方關系上，有許多專家提出了不少研究成果。有專家診斷：地方政府同中央政府博弈，是問題的關鍵。主要理由是中央提倡科學發展，而地方以GDP為中心，導致了目前經濟轉型升級的重重困難。這種看法有一定道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現實問題。但現在還應當看到一些新的情況，就是地方政府即使按照中央所說的發展目標去做，仍有可能會出現問題。
比如，地方搞太陽能光伏，完全可以從中央的產業規劃中找到依據。你說太陽能光伏是戰略性新興產業，是發展方向，我完全同意，大力發展，補貼發展；你說要搞新型城鎮化，我造幾個新城，搞綠色城鎮化、文化城鎮化，算不算新型城鎮化？現在，這些“偽版本”的升級問題之所以會出現，根本原因是政府自己在做決策、唱主角，有意無意地把市場的因素拋開了。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講，現在要處理好中央與地方的關系，主攻方向應當是打造有限政府。
新一屆政府承諾，在任期內削減三分之一的行政審批權。這是轉型升級的動力所在、支撐所在，抓住了問題的要害。但同時也要看到，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所涉及的問題還不僅僅是一個行政審批的問題，應當以行政審批權的削減為契機和突破口，還需要把簡政放權的改革引向深入。
總體來看，現在無論是中央政府還是地方政府，在簡政放權上都有很大空間。就中央層面來說，過去計劃經濟時代的許多部委取消了，但是經濟搞活了。比如機械工業部取消了，但是現在機械工業取得了長足的發展，主要得益于民營經濟的蓬勃發展。三一重工這樣的民營企業成為國際上都能夠有一席之地的企業，很難歸結為哪個部委領導的結果。
從地方政府看，更需要簡政放權。民營經濟發展空間受限，很大原因是受制于行政審批過多。但是地方政府主導下的項目卻繞過了這個問題。比如一些地方政府為了搞開發區、為了造新城，由主要領導直接抓，確保項目很快審批下來。而民營經濟就沒有這個優勢，仍然需要走繁瑣的程序。
五、新一輪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削減審批事項的數量很重要，但更要突出重點，瞄準打造新經濟最急迫的服務業領域，在增量改革上有大作為
行政審批制度改革不是新鮮事，過去10年也曾大張旗鼓地推進。減少多少量大家都能展示成果，都能夠講出來減少了幾千個。但合并同類項是很簡單的，現在的問題是，哪些行政審批事項是經濟轉型升級最急迫、需要解決的事情。
比如，今年大學生就業，有600多萬大學生要找出路，在經濟下行的條件下是特別困難的。企業裁員的居多，增加的很少。在這種情況下，完全可以讓大學生在各個領域自行創業，不用審批、不用交稅。這個改革是一本萬利的改革，不僅關系到經濟本身，還關系到社會穩定的大局。大學生是創造新經濟最有潛力的社會群體，給他們一個出路，最大限度縮小投資項目審批、核準、備案的范圍，最大限度減少審批事項。現在，應當集中解決大學生創業困難問題。
再比如服務業發展，這是經濟轉型升級的主要方向，但是多數服務業民間資本進入比較困難。這有審批的因素、有壟斷的因素。所以全面削減生產經營活動中的審批事項，重在大幅度減少服務業的投資審批，在這個前提下改革服務業用地政策，最起碼要實現服務業與工業用地同地同價。現在，大家總是抱怨民間資本也在到處搞投機，不務正業，深層次問題是想進入賺錢的領域進不去。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就是要瞄準這些領域，給民間資本找一個出路，激活民間資本，使其成為推動經濟轉型升級的主力軍和生力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