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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增速放緩，卻沒有刺激政策，這讓一些地方政府坐不住了，他們依然像以前那樣更關注GDP而不是結構調整，這是因為，一旦增速放緩，需要地方政府承擔責任的各種問題會紛至沓來。
從有關報道可以看出，地方政府希望在國務院“盤活財政存量資金”的計劃中分一杯羹，各地首腦紛紛到財政部“哭窮要錢”，因為國庫有數萬億的財政存量資金，他們希望能夠爭取到一部分；其次，各地政府紛紛召開經濟形勢會議，部署下半年的經濟工作，其中保增長成為主要任務。而這種會議國務院尚未召開，中央領導正在基層調研，更重要的基調需要等三中全會才會決定。可以看出，地方政府對經濟增速更為關注。
這是因為，中國絕大部分各級地方政府都承受了巨大的債務負擔，目前唯一能夠拯救他們的，是中央繼續執行“保增長”政策，因為這意味著可以以廉價的成本繼續借錢，來維持政府運轉與債務鏈條，但其結果則是債務規模的再膨脹，顯然是飲鴆止渴的做法。
但是，如果不倒逼放松貨幣政策來緩解目前的融資壓力，那么，地方政府將直接承受壓力并承擔責任。比如，一些地區財政出現問題，早已入不敷出，工資都成問題；再比如，一些企業面臨倒閉風險，一旦出現大量失業可能會影響地方穩定，這些都屬于地方官員的責任。
應當說，經濟增長和社會穩定的責任最終是落在地方政府身上，但地方政府的成本意識與風險責任卻需要進一步加強。這可以解釋一些地方政府無限制的借款投資以及通過可能造成民怨的方式征地、招商等，因為搞投資和開發所產生的GDP增長屬于個別地方官員的個人政績，而其成本和風險則由經濟整體和社會承擔。
當然，這并不全是地方政府的問題，因為政績考核制度以及行政目標主要是以GDP增速為參照，尤其是在分稅制下，地方政府財權與事權存在不對等的情況，只有想方設法通過其他方式融資來搞經濟發展。目前的地方政府的債務問題，相當程度上也是上次刺激政策的結果。
因此，至少到目前為止，國務院仍然不愿意通過反周期的做法放開貨幣閘門。財政部長樓繼偉也表示，今年中國不會出臺大規模的財政刺激政策。這讓地方政府承受了極大的壓力，這也是他們紛紛進京申請援助或者地區優惠政策的主要原因。
如果中國要調整結構并實現經濟與社會的轉型，這種扭曲的激勵制度必須糾正，要重新梳理中央和地方的關系，并拋棄以“GDP論英雄”的做法。比如讓地方政府更關注民生投入與環境問題，而不是GDP；允許地方政府發債而不是依靠土地財政或者通過影子銀行融資，這樣就會讓地方財務透明化；改革分稅制，給地方政府更多的比例，并開辟新的稅源，防止過度依賴土地財政。
目前最緊迫的是，中央政府應該制定解決地方債務問題的一攬子方案，防止債務繼續滾雪球；其次，應該允許企業破產，而其造成的銀行壞賬以及失業問題，中央應該制定相應的方案，比如推動存量債務的重組，比如進行失業救濟等。更重要的是，這些政策會讓地方政府不必因驚慌而“病急亂投醫”，制造更多亂象和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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