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非理性繁榮周期越長，相應的系統性風險就越大，轉型的邊際成本也就越高。即便政府動員能力再強大，其能力邊界也不能被無限放大。若能通過關鍵領域的市場化改革實現增長動力的根本性切換，使有效經濟增長真正成為常態，則即便6%的增速也能帶來遠超目前的福利效應。
在今天這樣的不確定世界里，保持對中國經濟形勢與走勢的準確判斷與理性預期尤顯必要。
正如經濟分析需要參照系與基準一樣，若將上半年中國經濟的表現與2003年與2007年的黃金周期年份相比，恐怕連差強人意都算不上。按一些經濟學家的判斷，當前中國已經存在金融危機現象。例如，有些企業該破產沒破產，有些地方融資平臺早就資不抵債，靠增加貸款在維持著。換句話說，爆發系統性經濟風險的可能性不能排除。尤其令人擔心的是，當握有最多資源和政策紅利的國有壟斷企業在喊痛的時候，對GDP的貢獻占60%以上的民營經濟的真實處境卻格外艱難。這些長期以來生長在夾縫中的主要就業載體與經濟增長的重要貢獻者，自2008年國際經濟與金融危機以來，就一直未能得到足夠的政策支持，即便近幾年有了好的政策釋放，也因為在執行層面遭遇的多重阻力而不了了之。筆者判斷，如果上千萬民營企業中有30%無法度過這次困難期，屆時即便政府再度對經濟熱啟動，恐怕也無濟于事。
所幸，最高決策層對經濟放緩的容忍度在提高，也不再視8%為經濟增長的底線。很難想象，在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追求8%的經濟增長速度會帶來怎樣的沖擊？深陷福利范式危機的歐洲，若能保持2%的增速，就是令財經領袖們相當滿意的卡爾多改進了；同樣，可能跌入“5萬億美元陷阱”的日本，即便強勁祭出所謂的“安倍經濟學”，也無法根本扭轉經濟不死不活的局面；至于依然是全球首席經濟強國的美國，在享受了一段時期的非理性繁榮并深切體會到資產價格泡沫破滅的劇痛之后，已不再將長期經濟增長的著力點押寶于金融領域。美國對制造業和新科技革命的投入將在不久之后迎來收獲期。但包括奧巴馬在內的美國決策者恐怕也不敢奢望美國經濟還能錄得超過4%的長期增長。
在我國，這些年來盡力保持8%的經濟增速與增加1200萬人就業之間的正相關關系，一直被決策層視為施政的必保選項，由此引致的投資依賴癥的負效應，直到今天依然在發酵。從時間軸來看，2000年以來，在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結構中，消費的推動作用持續下降，投資與出口的作用持續上升。例如，2000年，最終消費對GDP的貢獻率為65.1%，12年后的2012年，這一數字下降為51.8%，今年上半年，最終消費對GDP的貢獻率更下滑到45.2%；而資本形成總額（投資）對GDP的貢獻率，2000年為22.4%，2012年上升到50.4%，今年上半年則已上升到53.9%。另一方面，依靠政府投資驅動的經濟增長，往往是以犧牲經濟轉型的時機為代價的。多年來，政府人為壓低土地、資本、勞動力等生產要素的價格盡管有利于國有企業降低成本和增加盈利，也將大量的國外資本吸引到了中國，中國產品的出口競爭力一度得以迅速提高，但投資沖動與出口的過度增長現象相當嚴重。技術進步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遠遠落后于發達國家以及部分新興工業化國家，在經濟快速增長的同時消耗了大量能源和原材料。這種飲鴆止渴、“殺雞取卵”的經濟增長方式，不僅難以實現經濟的持續快速健康發展，更進一步惡化了資源供給條件，破壞了本已十分脆弱的環境承載能力，使得不少地方經濟陷入收益小于成本的惡性循環狀態。而由于社會保障體系不健全，加上收入分配格局向政府和企業傾斜，可供民眾分配的最終財富不多，使得民眾的消費能力與消費欲望一直難有實質性改觀。偏偏民眾消費的產品還高度市場化，尤其是作為重要消費對象的住房，價格高度市場化，甚至高度扭曲，形成了民眾的實際購買力與居高難下的房價之間的巨大落差，大大抑制了內需的啟動。顯然，只要生產要素價格的持續扭曲局面不能根本改變，產業結構不能升級，支撐消費增長的社會福利體系沒能建立，指望把中國下一個十年的增長動力切換到最終消費只是“單相思”。
特別令人擔心的是：盡管稍有經濟學常識的市場主體都知道：中國不是天外來客，不可能始終遠離經濟危機；即便中國政府是當今世界上最具動員能力的政府，其能力邊界也不可以被無限放大。換句話說，在關于危機可能發生或正在發生的信息較為對稱的前提下，整個社會卻在相當程度上存在道德風險，認為即使出現再大的經濟麻煩，中央政府最后一定會來救。這是非常危險的征兆。中國經濟的非理性繁榮周期越長，相應的系統性風險就越大，由此帶來的轉型邊際成本也就越高。因此，假如能通過關鍵領域的市場化改革實現經濟增長動力的根本性切換，使有效經濟增長真正成為常態，那么即便是6%的經濟增速，也能帶來遠超目前的福利效應。
經濟研究和經濟實踐早已表明：光靠政府驅動而沒有符合要素市場價格規律的驅動，經濟難以獲得實質性的長足發展。再好的經濟政策，如果本身不構成經濟增長的動力，至多是促成經濟增長動力轉換的推手；同樣，資源配置力再強的政府，也無法取代市場的作用。如果不能厘清政府與市場的邊界，不能有效約束政府的行為，看起來很好的經濟政策最終會成為經濟危機的推手。
可見，要創造經濟真正轉型的配套條件，掃除阻礙經濟增長質量提高的體制性障礙，最高決策層就必須從關乎中國經濟未來三十年乃至更長時間可持續發展的戰略高度出發，以前所未有的改革決心與執行力，抓緊制定壟斷行業改革和資源性產品價格改革等關鍵領域改革的時間表，以徹底打破目前的權力配置格局。與此同時，還應積極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建設，以消除擴大內需刺激消費的后顧之憂；并以前瞻性的技術投入引領產業結構升級。由此，將中國經濟由不可持續、不均衡的主要依靠投資驅動的發展軌道，切換到依靠技術與消費驅動的內生性規模報酬遞增的發展軌道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