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日，國家統計局公布數據顯示，2013年上半年，中國GDP增速為7.5%。這種經濟增長速度是短期現象還是會常態化？未來中國經濟增長速度會是多少？經濟增長潛力還有多大？成為國內外各界普遍關注的焦點。對此問題，學者們有著自己不同的看法，其中比較具有代表性的是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林毅夫與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劉世錦。近日，在參加博源基金會舉辦的“中國未來的機遇與挑戰”論壇上，林毅夫教授和劉世錦主任分別闡述了自己的觀點。
林毅夫表示，套用其它國家經驗來證明未來中國經濟增長速度會放緩，是否準確，還是存疑的，最好的方法是直接了解經濟增長的本質是什么。后發優勢是確定一個國家經濟高速增長的決定因素，中國經濟增長具有明顯的后發優勢，所以仍可維持二十年8%的經濟增長速度。劉世錦指出，研究表明，東亞經濟體在達到人均GDP1.1萬國際元后，普遍遭遇經濟增速下滑，中國也不例外。中國預計2015年將達到這一水平，經濟的潛在增長率將可能下一個較大臺階，由近些年的10%以上的增長率下調至7%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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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林毅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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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揮后發優勢 維持二十年8%的經濟增長 |
2012年，我從世界銀行回來以后，談到中國還可以維持二十年8%經濟增長的潛力。在輿論界和學界引起很多爭論。
為什么這個問題會引起爭論？主要原因是，從1979年改革開放到現在，中國維持了33年，平均每年9.8%的經濟增長，這么高的增長速度，這么長時間，在人類經濟發展史上未曾有過。許多學者認為中國經濟增長的速度會下降，主要有兩種說法。
第一種說法是，東亞經濟體是世界上經濟增長最快的地區，他們一般維持20年8%到10%的增長以后，經濟增長速度都會放緩，放到7%、6%、5%，甚至更低。中國經濟已經維持了33年的高速增長，遠遠超過20年，怎么可能再繼續維持下去？
第二種說法是，美國著名經濟史學家Eichenggreen(巴里·艾肯格林)的觀點。他做了大量的分析研究后得出一個結論，一個國家的人均GDP按2005年的不變價計算達到1.7萬美元之后，經濟增長速度都會放緩。世界上其他國家，包括德國、日本這些表現超級良好的國家莫不如此，中國怎么可能比他們更好？按照他的說法，中國應該在2015年以后很快就會達到1.7美元。
用過去的經驗來判斷未來的事情是否準確，我個人是存疑的。最好的方法是直接了解經濟增長的本質是什么，一個經濟體能否保持高速增長的決定性因素是什么，從這些本質和因素理解問題應該更準確一點。
經濟增長當然就是人均的收入水平不斷提高，而人均收入水平不斷提高的前提就是要使勞動生產率水平不斷提高，產業不斷升級換代。這是一個現代現象。在18世紀以前，即使是現代高度發達的工業化國家，他們平均每年人均收入的增長也只有0.05%，需要1400年人均收入才翻一番。從18世紀一直到19世紀中葉，人均收入的增長速度翻了20倍，人均收入翻一番的時間從1400年縮短為70年，現在則變成了35年。
18世紀出現了工業革命，技術革命不斷加速，科技進步日新月異，造成西方發達國家經濟發展一日千里。高附加價值產業不斷涌現，企業可以把資源從低附加價值的地方轉移到高附加價值的地方。這是現代經濟增長的本質，發達國家是這樣，發展中國家當然也是這樣。但是發達國家跟發展中國家有不同點，發達國家從18世紀工業革命以后，一直處于全世界技術和產業最前沿，它們的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都必須靠自己的研發來實現，而研發的投入非常大，風險也非常高。而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他們的技術創新與產業升級可以通過模仿來實現，這也就是所謂的“后發優勢”。從理論上來講，一個國家懂得利用后發優勢的話，它的經濟增長速度可以高于發達國家，能有多高呢？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有13個經濟體充分利用這種后發優勢，取得了每年7%的經濟增長速度，維持25年或更長時間。也就是說，他們的經濟增長速度是兩倍甚至更多于發達國家。
中國內地從1979年以后，成了這13個經濟體當中的一個，也就是依靠后發優勢取得過去這33年的高速增長。既然后發優勢是確定一個國家經濟高速增長的決定因素，判斷未來中國經濟是否還有可能持續高速增長，最重要的就是要判斷中國未來的后發優勢到底還有多大？怎么判斷后發優勢有多大呢？人均收入水平可以反映一個國家平均勞動率水平，實際上也可以反映一個國家的總體的技術和產業水平，中國的人均收入水平跟發達國家人均收入水平差距實際上就反映了中國平均的技術和產業水平和發達國家的平均技術和產業水平的差距。2008年中國的人均收入按照1990年的不變價計算為美國當年的21%，相當于日本1951年、新加坡1967年、中國臺灣1975年、韓國1977年的水平。日本在1951至1971年的GDP增長率為9.2%，中國臺灣在1975年至1995年間為8.3%，韓國在1977年至1997年間為7.6%。中國內地在1979年改革之后的發展戰略類似于日本、韓國和中國臺灣，所以中國應有潛力再維持20年8%的增長。
為什么認為Eichengreen的判斷是不準確的？因為同樣是1.7萬美元，中國跟最前沿國家的差距是不一樣的。比如，德國是什么時候達到1.7萬美元的？以2005年不變價計算是在1971年。我國在2010年的時候，按照2005年不變價計算，人均收入只有7215美元。我認為Eichengreen的判斷比較樂觀，他認為中國在2015年之后幾年就會達到1.7萬美元，假定中國在2015年達到1.7萬美元，美國從2008年的金融危機以后人均收入就不增長了，我們到2015年的時候也不過只有美國的41%，跟德國、日本相比，后發優勢的差距非常大。如果中國在2015年能達到美國的41%，從2010年到2015年之間，中國每年平均增長速度必須達到19%，這是不可能實現的。如果一個比較客觀的估計是，2010年到2015年，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是9%，人口自然增長率是0.5%，到2015年的時候人均收入才不過是10719美元。假如從2015年到2020年，中國經濟增長速度同樣是9%，人口自然增長率是0.5%，到2020年的人均收入按照2005年不變價計算只有16180美元，假定美國的人均收入從2000年開始一直沒增長，我們的人均收入也還不到美國的40%，更何況我相信美國的人均收入至少還會每年以1%的速度增長。我覺得從2008年以后，我國維持20年平均每年8%的增長潛力，這絕對不是過高的估計。
當然，我講的是潛力，是從后發優勢上所表現出來的中國經濟可能增長的潛力，這是需要前提的，這個前提就是經濟發展必須按照比較優勢，充分利用后發優勢，同時必須深化市場體制改革，消除雙軌制造成的收入不均、腐敗等問題，建立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同時必須克服由于人口紅利過早消失帶來的問題，需要提高人力資源來補充增長的不足，這些問題都需要通過改革來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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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劉世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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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后經濟增速下滑 增速將在7%以下 |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三年前在研究中等收入陷阱的問題時，我們觀察到二戰以后幾十個國家先后進入工業國家的進程，但真正成功的不多，大部分落入了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成功的只有13個經濟體，其中最為成功的就是幾個東亞經濟體。進行數據分析后，我們發現了一個非常具有規律性的現象，包括日本、韓國、中國臺灣地區等，在經歷了二、三十年的經濟高增長以后，當人均GDP達到1.1萬國際元(一種購買力平價指標，以麥迪森1990年的國際元作為基礎計算的一個計量單位)的時候，經濟增長率都出現了不同程度的下降，下降的幅度大體是在30%到40%。當時觀察到這個現象以后，我們感覺它可能是一個可重復的、經驗性的現象，特別是當中國到了這個階段以后，應該高度關注這個問題。
日本經濟下滑是從20世紀70年代初期開始，韓國是在90年代中后期，德國也有類似之處，但不太一樣，是在60年代后期。
我們感覺中國和這些東亞成功的經濟體增長軌跡非常類似，用幾種不同的方法進行計算。一個是對全國進行了計算，另外就是對中國，因為我們大陸31個省級行政區，經濟發展水平差異比較大。我們把它分成六組，比如像北京、上海就和香港或者新加坡這種城市型的經濟體進行比較，沿海幾個大省和日本、韓國進行比較等等。另外我們計算了包括用電量、汽車保有量、鋼鐵累積產量，還有當年的汽車產量和鋼鐵產量等重要指標。這一系列的分析最后得出的結果是相當一致的，大體是以2015年作為中間，往前往后各兩年，大概四年左右，經濟增長速度都會有一個下臺階的過程。所以，我們就得出一個基本的判斷，中國經濟可能在2015年左右下一個臺階，如果那個歷史經驗有效的話。
最近兩三年，我們感覺到中國經濟中一些重要現象需要引起關注：第一，基礎設施投資在總投資中的比重持續下降；第二，東南沿海幾個經濟大省市，包括廣東、江蘇、山東、浙江、上海、北京等，以前增長速度都處于全國領先地位，這幾年反而落到了全國的后面。因為他們都已經達到了人均GDP1.1萬國際元。還有個現象，最近兩年經濟增長速度雖然回落了，但是和2008年金融危機不一樣的地方是，就業的壓力并不大。我們做了一個測算，2012年，中國人均GDP已經超過了9000國際元的水平，2013年接近1萬國際元。所以，我們提出了一個基本的判斷，中國經濟將由10%的高速增長期轉到一個中速增長期。當然這種轉變是需要時間的，最近兩三年應該就是經濟轉換期，中速增長到底是多少還需要觀察，它會有一個尋找均衡點的過程。過去我認為是在7%左右，現在感覺7%可能高了，大概在6%到7%之間，甚至更低。
2012年第四季度，中國經濟出現了回升的跡象，很多人因此就認為中國經濟又進入了快速發展階段。我們認為，去年第四季度經濟回升是由于存貨產生的短周期增長。這種短周期很可能在今年夏天結束，如果短周期和中長期重合，中國經濟短期之內快速下滑的可能性是在增加的。
最近我們又做了一些后續的研究，出版了一本書，名字叫《中國經濟增長十年展望(2013—2022年)》。我們預測，大體上今明兩年的增長分別是7%到8%，2015年是7%或7%以下，2020年6%左右。我個人認為，這個估計還是比較樂觀。雖然GDP增長速度在下降，但是每年總量是在擴張的。經過十年的測算，過去講的中國經濟增長的模式，即高投資、高工業，或者高工業比重，高出口的結構正在或者將會發生實質性調整。去年消費率已經超過了投資率。我們預計到2017年左右，服務業的比重將會超過工業，出口的名義增速過去達到20%左右，以后會降到10%左右。外匯儲備將會保持在相對穩定的水平上。2012年，我國的勞動力總量已經開始下降，農業勞動力向非農產業的轉移將繼續，基本上將被服務業所吸收，土地、水等資源的約束在增強。經濟增長更多的是依靠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
過去有一種說法，中國經濟能不能以消費為主，服務業為主，保持國民經濟高速、平穩、可持續發展，比如增長8%到9%以上。我們認為這是不可能的。一旦經濟不是以投資為主，增長速度肯定會降下來，結構和總量的關系是一個特別需要關注的問題。
這幾年國內對這個問題的解釋也有些研究，從供給的角度講的比較多，勞動力供給總量的變化，劉易斯拐點是否出現等等。廣義上人力資本增長的速度有下行的態勢。去年全國的勞動力總數已經下降了0.6個百分點。根據國際經驗，我們預測，當經濟增長速度回落以后，全要素生產率(TFP)大體上下降30%到40%，中國以后經濟增長更多地依賴于TFP，但是TFP本身的增長速度也是降低的。
中國的高增長主要依托于高投資，但是在投資的結構中間，基礎設施、房地產投資占到了50%左右，制造業投資較大程度上依賴于上述兩項投資，在既有的技術水平和預算約束條件下，當基礎設施、房地產歷史需求峰值出現時，也就意味著投資高增長和整個經濟高增長時代的結束。2015年左右住宅將會達到需求的峰值，基礎設施峰值早已出現，中國的高速公路和發達國家已經相差不多，今后10年基礎設施投資占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基本上處于平穩期，不會再繼續上升了，資本存量也是如此。
總的來講，我們的基本判斷是，中國將由高速增長轉為中速增長。這是一個現象，最重要的是結構的變化。當中國經濟轉向依靠消費、服務業發展的時候，實際上需要完成一個經濟增長模式的變化，這對改革提出了新挑戰。
林毅夫：知道經濟增長潛力有多大，是政府制定政策的一個重要依據。如果潛力很小，把它弄成很高的增長率，必將付出較大的代價。如果增長潛力相當大，不用必要的改革措施和政策措施把這種潛力挖掘出來，中國趕上發達國家的時間就要拉的更長，而且可能會出現一些問題。我想回應世錦用的幾個數字，他講臺灣跟韓國人均收入達到1.1萬美元的時候，經濟增長速度也放慢下來。臺灣人均收入達到1.1萬美元的時候是1992年，當時的人均收入已經是美國的48%，韓國是1994年，它當時的人均收入已經是美國的45%。麥迪森的數字，2008年中國人均收入是6720美元，當時美國是31000美元，假定2008年美國人均收入不增長，我們到1.1萬美元的時候，可能要到2020年。那時候我們人均收入也不過是美國的30%。我認為，真正決定一個國家經濟增長，最重要的是技術的不斷變遷，是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全要素生產率能增長多快，最重要的是后發優勢有多大。
劉世錦：對于這個問題，我想做一個比喻，比如50年代初期，日本相當于美國經濟增長的21%，我們假定一個人，那時候美國100歲，日本21歲，日本正是年輕力壯能跑的時候，他從20歲可以跑到40歲，沒問題。一個人在20歲到40歲的時候，基礎設施的建設，包括房地產、重化工業，可以使經濟有相當高速的增長。中國現在相當于美國的21%，現在美國已經200歲了，美國這么多年也在增長，現在已經是2013年了。中國現在40歲，中國也相當于美國的20%或者21%，但是中國從20歲到40歲最能跑的階段已經過去了。問題是在縮短這個距離的時候，不同的階段跑的速度可能是不一樣的。我同意毅夫的觀點，實際上和結構有很大關系。在工業化為主的階段，經濟增長速度肯定會很快，一旦進入服務業為主、消費為主的階段速度肯定是要下來的。這時候更多的強調效率的提升。我們知道在工業化時期全要素生產率增長最大，部門間的轉移帶來了全要素生產率提高的最重要源泉。但這種轉移基本上過去以后，當進入以服務業或者消費為主的經濟以后，靠的是部門內部的生產效率的提升，這一般來講是比較緩慢的。我們剛才得出的結論，中國經濟今后更多的是要依靠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但是全要素生產率本身的增長速度是在降低的。所以，今后的增長速度下降以后，中國還是在追趕的過程之中。我們可能需要一個更長的歷史視野來觀察這樣一個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