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到2020年我們從經濟規模和經濟結構兩方面均實現全面小康的社會經濟發展目標，即基本實現了我國經濟從中等收入向高收入的跨越。因此，至2020年這一時期是我國建成全面小康社會的決定性階段。
●2020年前后，不僅是我國建成全面小康社會的決定性階段，同時也是我國建成較為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機制的攻關時期。
●能否實現建成全面小康社會這一目標，取決于發展方式的轉變，從經濟增長的方式來說，重要的是能否實現由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量擴大拉動增長轉變為主要依靠要素效率及全要素效率提高拉動增長。
北京大學副校長劉偉日前接受《經濟參考報》記者專訪時表示，當前中國已經進入中等收入向高收入過渡階段，經濟面臨成功跨越和陷入停滯兩種可能。在這一背景下，黨的十八大提出了到2020年要建成全面小康社會的目標。總結世界各國或能夠跨越中等收入階段或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經驗及教訓，能否實現跨越根本原因即在于能否實現發展方式的歷史轉變，而推動發展方式轉變的根本動力在于依靠創新驅動。首先是技術創新，但是制度是其前提。在我國現階段，制度創新的歷史內涵即通過深化改革培育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改革則是實現我國發展方式轉變的根本動力。
劉偉說，經過新時期以來近34年的改革發展，我國經濟實現了年均9.8%左右的增長，按不變價計算，到2012年末GDP總量已經達到新時期初的24倍，按現行價計算達到51.93萬億元，按三年平均匯率折算達到8萬億美元以上，占全球GDP比重達10%以上。人均GDP實現了年均8.75%左右的增長，按不變價計算到2012年末將達到新時期初增長近17.35倍，按現行價計算超過3.8萬元，按三年平均匯率折算達到5800美元以上，成為上中等收入國家，進入中等收入向高收入過渡階段。
這一階段的經濟面臨兩種可能，一是在不長的時期里實現由上中等收入向高收入階段的跨越，按照世界銀行公布的數據，當代世界到2011年，按匯率法計算的人均國民收入達到12476美元以上高收入標準的國家或地區共有70個，其中相當一部分國家和地區是在上世紀后半葉和本世紀前十年通過高速經濟增長實現了由上中等收入向高收入階段的跨越。
二是停滯在中等收入階段，經濟無法實現可持續發展，即所謂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諸如歷史上的“拉美漩渦”、“東亞泡沫”以及目前的“中東北非危機”等。在2011年末，人均國民收入達到4036美元的中等收入水平但又低于12476美元的國家或地區，即所謂的上中等收入經濟體共有54個，包括我國在內，都面臨這兩種可能。
劉偉表示，盡管對于“中等收入”有不同認識，是以絕對水平還是以相對水平作為劃分根據有不同看法，但是包括“中等收入”、“高收入”、“現代化”等都是歷史的范疇，都是指在一定歷史階段上相互比較中所達到的水平，并不是孤立絕對的數字體現，劃分發展階段除考慮這種歷史發展的相對性外，重要的還在于考慮GDP水平的同時，要考慮經濟結構的演進高度。
黨的十八大提出，到2020年建成全面小康社會。根據劉偉分析，在經濟規模上，實現GDP總量較2010年翻一番，按2010年不變價計算將突破80萬億，只要年均增長率達到7.2%左右即可實現；人均GDP同樣翻一番，達到人均6萬多元，按目前匯率計算達到近1萬美元，只要總量倍增的同時，人口自然增長率控制在前些年5‰以下的水平即可；城鄉居民收入也翻一番，2010年我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萬多元，按不變價計算翻一番即近4萬元，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近6000元，按不變價計算翻一番即為1.2萬元，只要城鄉居民收入增速與GDP增速同步，同時城鄉差距至少不再擴大，就可以實現。
在經濟結構上，實現四個方面的現代化，即新型工業化、農業現代化、城鎮化和信息化。到2020年，按當代國際現代化標準，基本實現工業化目標，我國目前已進入工業化后期加速發展階段，到2020年實現工業化目標在發展速度上是可能的，關鍵在于提升水平，即推進新型工業化。在農業現代化的推進上，以農業勞動力就業比重不斷下降作為農業勞動生產率提高的標志。當代貧困國家農業勞動力就業比重平均在72%以上，我國2011年農業勞動力就業比重已從新時期之初的70%以上降至36.7%，達到了中等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依此速度到2020年降至20%以下的當代上中等收入國平均水平是有可能的。
在城鎮化的發展上，我國2011年城鎮化率已從新時期之初的20%以下提高到51.3%，雖然遠不及發達國家，甚至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已進入通常所說的城鎮化加速期，在新型工業化基本完成，農業現代化水平大幅提升的條件下，城鎮化速度必然進一步加快，到2020年達到65%左右這一接近高收入階段水平是可能的，關鍵在于提高城鎮化的質量，使之與農業現代化、新型工業化的進程有機統一。
在信息化建設上，一方面在產業結構高度上提升以現代信息技術支持的現代服務業及整個第三產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使之與全面小康社會發展階段要求相適應，至少應達到60%以上，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大幅提高信息化與農業現代化、新型工業化、城鎮化之間的融合與協調程度。如果到2020年我們從經濟規模和經濟結構兩方面均實現全面小康的社會經濟發展目標，即基本實現了我國經濟從中等收入向高收入的跨越。因此，至2020年這一時期是我國建成全面小康社會的決定性階段。
劉偉認為，能否實現建成全面小康社會這一目標，取決于發展方式的轉變，從經濟增長的方式來說，重要的是能否實現由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量擴大拉動增長轉變為主要依靠要素效率及全要素效率提高拉動增長，由主要依靠成本低作為競爭優勢轉變為主要依靠技術進步及效率提升作為核心競爭力。從經濟發展的狀態來說，重要的在于經濟結構的演進，即實現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包括，總需求方面的投資、消費、出口之間及各自內部的結構性調整，總供給方面的三大產業間及各產業內部結構的演變等。總結世界各國或能夠跨越中等收入階段或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經驗及教訓，能否實現跨越關鍵在于能否實現發展方式的歷史轉變。
他說，怎樣推動發展方式的轉變，根本動力在于依靠創新驅動。首先是技術創新，包括原始、集合、吸收、引進、借鑒等多種形式的創新，包括社會教育及衛生等人力資本的積累，企業研發的投入等，自主研發和創新能力的不斷提升是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和結構轉變的戰略支撐。效率提高是創新的函數，結構演進則又是效率提高的函數。但是，制度重于技術，一切重大技術創新，或者說社會技術創新能力的提高，均是以制度創新為前提的，具有活力和競爭性，同時又具有秩序和公正性的社會制度安排，是提升技術創新能力的制度基礎。在我國現階段，制度創新的歷史內涵即通過深化改革培育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改革則是實現我國發展方式轉變的根本動力。
經過34年的改革，我國目前已基本實現了由傳統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根本轉變，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制度已經確立，市場體系業已形成并在資源配置中發揮基礎性作用，但仍亟待完善。劉偉說，1992年鄧小平南巡談話中曾預言，“恐怕再有30年的時間，我們才會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如果從1992年算起，再過30年就是2022年，恰恰正是我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前后，從歷史進程的時間表來看，這種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將有可能基本形成。這是和鄧小平的預言相吻合的。
在劉偉看來，2020年前后，不僅是我國建成全面小康社會的決定性階段，同時也是我國建成較為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機制的攻關時期，在這一時期，我國改革本身面臨的任務和約束也發生了深刻的歷史變化。
首先，在改革的核心環節的選擇上即政府與企業改革的相互關系上，從開始的以企業(國企)改革為核心，逐步轉變為以政府職能轉變和相應體制改革為關鍵；
其次，在作為市場主體的企業改革的方式和內容上，從開始的國有企業為企業改革的主要內容，且以政府行政性推動為基本方式，逐步轉變為多種經濟混合所有制同時企業產權多元化狀態中的企業改革為主要內容，且以企業市場性自主選擇為基本方式；
其三，在作為市場化進程的基本內容即市場體系的構建上，從前期的構建包括投資品和消費品在內的商品市場化為基本內容，逐步轉變為包括土地、資本(貨幣)、勞動、專利、環境等要素市場化為基本內容；
其四，在處理市場化真正的難題上，從以往努力克服傳統計劃經濟的阻力，拓展市場機制作用空間，使之替代傳統計劃機制成為資源配置的基礎為主要困難，逐漸轉變為以完善市場秩序，包括社會主義市場競爭的主體秩序(企業產權)、交易秩序(價格制度)、法治秩序、道德秩序等在內的秩序完善，即從擴展市場作用規模向提升市場質量(公正有序)為真正困難的轉變；
其五，在作為二元經濟狀態下改革重點領域的選擇上，從前期的城鄉分別展開全面改革，逐漸轉變為城鄉統籌，相互形成改革的統一整體，尤其是這種城鄉協調統籌的改革進程，需要同要素市場化，特別是土地和資本及勞動等要素市場化的深入及完善相互協調；其六，在作為改革績效檢驗的標準傾向上，從貧困時期的更強調提高生產領域中的效率及人們物質生活水平提升程度為首要目標，逐漸轉變為在強調生產效率的同時，更加注重分配領域中的公平，在人們物質生活水平不斷提升的同時，更加注重人們更高層次、更豐富的物質和精神生活要求等等。
劉偉表示，這些方面的改革的復雜程度，一點也不亞于改革開放以來我們所進行的各項改革，而且從階段性上看，已經進入了改革的高級階段。正因為如此，我國開始真正進入了改革的攻堅期。我們只有根據社會經濟發展的歷史要求，進一步明確改革的歷史使命，通過深化改革推動制度創新，進而推動技術創新，在制度和技術創新的基礎上，推動經濟結構的升級，實現發展方式的真正轉變，實現經濟發展的歷史性跨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