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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國民收入統計中勞動報酬所占比重呈現持續下降狀態，這引起了理論界對勞動報酬占比的普遍關注和討論。有學者稱，歷年GDP占比的統計口徑有變化，不能直接從數字上得出GDP中勞動報酬占比下降的結論。白重恩、錢震杰探討了統計口徑變化對于勞動報酬占比波動趨勢的影響，得出即使存在統計口徑的影響，勞動報酬占比的下降仍然存在的結論。GDP中勞動報酬占比下降已成為不爭的事實。至此，理論界對于提高勞動報酬的呼聲越來越高。
從必要性上看，一方面，提高勞動報酬的比重是擴大內需的內動力。我國經濟依賴出口的發展模式已難以長久維系，擴大內需是經濟發展的必然，擴大內需須先提高國內居民的消費能力。提高勞動報酬，意味著提高勞動者的收入，提高了消費者的消費能力。另一方面，提高勞動者報酬，特別是提高中低收入勞動者的勞動報酬，能有效地縮小收入差距，對貧富差距夸大的趨勢進行有效地抑制。第三，可促進產業結構的升級。以“民工荒”不斷出現為契機，通過提高勞動者的報酬，逐漸減小那些完全依賴勞動要素比較優勢而生存的低技術加工企業的生存空間，促進產業結構的升級。
提高勞動報酬所能給經濟發展帶來的諸多益處，但對于勞動報酬占比的提升，以下幾點值得關注：
第一，警惕成本推動型通貨膨脹。一般而言，通貨膨脹發生的原因除了貨幣發行量超過了流通中的貨幣需求量引起貨幣貶值外，最為常見的是需求拉動和成本推動。勞動力作為產品生產的重要生產要素之一，其報酬的增加對于生產廠商而言意味著生產成本的直接增加，因而在盡可能的情況下，企業會毫不猶豫地提高產品價格以收回成本，給物價上漲帶來很大隱患。
第二，警惕收入差距進一步拉大。適度的收入差距能促進社會經濟良性發展，但差距擴大而帶來的嚴重社會不公也會給社會經濟發展帶來嚴重的隱患。當前，行業間收入差距、行業內收入差距仍在擴大。由當前的行業職工工資水平可以看出，現處于高職工工資水平的行業，均為產品需求彈性較小的行業，其生產成本上漲容易轉移至產品價格，故其勞動者報酬的上漲阻力較小；而其他制造業的產品受困于需求彈性，成本上漲轉移困難，其勞動者報酬上漲的阻力會比較大。可以預見，新一輪勞動報酬上漲呼聲很可能會讓那些已經高工資的行業工資更高，進一步擴大行業間的收入差距。此外，在各行業內部勞動者的報酬差距早已為社會各界所熟知，企業高管的薪酬一直頗受爭議。而提高初次分配中勞動者的報酬實際上是調整企業內部的分配，如何提高完全取決于企業和勞動者的博弈，在這博弈中即便勞動者一方獲利，其中更多的利益亦會是流向高層決策者的口袋，進一步擴大企業內部權力階層與中低層勞動者的收入差距。
第三，警惕家庭人力資本投資熱情下降和低水平代際重復。一直以來，我國居民對于子女教育的投資都帶有一定的指向性，其目的直接指向穩定的高收入工作。隨著提高最低工資，讓一大部分低收入群體大大受益，面對高額的高等教育費用和畢業后相差不大的收入，一部分家庭，尤其是人力資本水平不高的低端勞動者會采取短期行為，讓成年子女工作而不是接受高等教育。這樣的結果會使這些人力資本投資水平本就不高的勞動者安于現狀，處于低水平代際重復。
第四，警惕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持平甚至倒掛。提高勞動報酬占比，指的是提高初次分配中的勞動要素報酬，這可能會縮小從事科學研究的腦力勞動者與體力勞動者的收入差距，而這種情況對于一國經濟的持續發展是極為不利的。
對于提高勞動報酬占比，筆者建議，首先要加強物價調控力度。面對提高初次分配勞動報酬占比的新一輪壓力，物價調控不能放松，加強對于糧油等價格的調控，控制壟斷性行業產品價格上漲。其次，要調整二次分配結構，及時提高個稅的起征點，并盡快實現按家庭收入查詢和申報納稅，讓個稅真正發揮出其調節收入分配的作用。第三，在關注最近工資立法的同時，由政府主導建立企業內部員工參與的決策制度。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只要企業不違反最低工資的規定，企業是否給職工漲工資是其內部行為，是職工與企業利益“博弈”的結果，政府可以從政策上對職工收入增長進行宣傳引導。企業的利潤是由勞動和資本共同創造的，企業利潤分配理當由經營者和勞動者共同決定，這種參與制度可由政府進行監督。這樣不僅可以最大程度地將勞動關系矛盾化解在企業內部，而且賦予普通勞動者在收入分配中的話語權。（作者系東北師范大學商學院副教授，本文為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項目（編號：12YC790193）的階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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