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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至后的一周，北京經歷了三次重度污染天。6月26日、28日、30日，分別達到5級和6級污染天。悶熱的天氣加重了群眾對污染的反感，同時改寫了大部分北京人“只有冬季采暖才會導致嚴重霧霾污染”的概念。
夏天的霧霾重襲無疑再次拉響了污染物排放依然在加劇的警報。自今年1月京津冀地區空氣污染指數創下歷史新高以來，關于大氣污染治理的政策討論從來都沒有停止過。今年兩會期間，盡管關于治理空氣污染的提案多如牛毛，但是《大氣污染防治法》修訂草案依然被排在了國務院二類立法計劃中，未能被提交討論。
兩會結束后不久，環保部即下發《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2013-2017》（以下簡稱《行動計劃》）征求意見稿，相對于去年年底發布的《重點污染地區大氣污染聯防聯控十二五規劃》里到2015年PM2.5質量濃度下降6%-15%的指標，《行動計劃》提出了更加積極的空氣質量改善目標——北京、天津、河北地區的2017年下降目標高達30%-35%。由此看來，新一屆政府明顯希望加快改善空氣質量的速度。
要實現明顯有效的空氣質量改善，無疑需要非常積極的具體行動方案。借著新一屆政府需要調整經濟結構，解決產能過剩等宏觀經濟政策背景，《行動計劃》的著力點最終落在了淘汰落后產能與減少煤炭消耗上。根據媒體報道，中央政府希望天津的煤炭消費總量2017年比2012年減少1000萬噸，河北的煤炭消費總量2017年比2012年減少4000萬噸，山東2017年煤炭消耗量比2012年削減2000萬噸。如此積極主動地削減煤炭，可以說是中國能源消費歷史上的第一次。
2013年6月14日，《行動計劃》終于完成了各地方政府以及相關部委的征求意見，提交到國務院常務會討論。但蹊蹺的是，會議結束之后高調頒布的“國十條”里，除了將大氣污染防治法立法列入國務院一類立法計劃之外，各項措施皆為原則性措施，并沒有提出期待中的PM2.5快速下降目標，以及相應的煤炭削減控制目標。會議至今半月，《行動計劃》并未在國家任何部門的官網進行發布。有傳言說，由于《行動計劃》爭議太大，需要更高規模的決策層會議才能拍板，一場借經濟結構調整的治污戰役似乎又陷入了僵局。
無疑，來自地方政府的多重阻力是導致僵局的重要原因。地方政府最大擔憂就是：煤炭減量或是削減落后產能會影響當地GDP的發展。在今年兩會期間，談及京津冀地區的大氣污染，高污染、高耗能產業最密集的河北省成了眾矢之的。河北省省長張慶偉曾經透露，目前河北有2億多噸鋼鐵產能，計劃削減6000萬噸。而中央更想要的削減目標是1億噸。與此同時，河北還有2億多噸水泥產能，煤炭消耗超過2億噸，這些全部都是區域空氣污染的最大“元兇”。從兩會討論至今，河北省究竟能夠淘汰多少落后產能？削減多少燃煤？預期的空氣質量改善目標是多少？至今沒有任何公開的政策。
類似情況也發生在城市一級的行動方案上。比如說，石家莊市在6月19日發布的《大氣污染治理攻堅行動實施方案（2013-2017年）》中，也提出了雄心勃勃的PM2.5治理目標，即到2017年底，PM2.5濃度在2013年基礎上下降30%；在治理污染最大的源頭燃煤上，提出了不批準最新的燃煤項目，關停小鍋爐等原則性措施，但是最終能落實多少總量削減，未能被提及。
這多少反映了中國在治理大氣污染政策上的尷尬，即使民眾呼聲很高，即使中央也有治理決心，可惜長期以來“以GDP論英雄”的價值觀，已經在地方形成慣性，直接導致了具體行動方案的“難產”。要想空氣治理有明顯成效，最根本是要打破將“GDP增長”作為地方政績考核第一標準，正如近期習近平主席在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的談話中指出，“再也不能簡單以GDP增長率來論英雄，決不能犧牲環境換取經濟增長。”
空氣污染問題，說到底是中國長期以來粗放式發展累積的結果。要想徹底扭轉其惡化的趨勢，必須從根本上轉變發展方式，用煤炭消費總量削減倒逼產業調整與能源結構調整，下猛藥治重病，犧牲一部分環境影響惡劣的GDP，用短期的陣痛換來長期的可持續發展，保障公眾健康的長期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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