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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托作為一項古老而成熟的財產管理制度，“受人之托，代人理財”是其基本價值構造。傳統信托制度中沒有知識產權信托發展的空間。但是，隨著知識產權價值的增加以及資本形式的發展，信托制度與知識產權實現了自然的結合。知識產權人通過信托方式委托專業機構管理其知識產權，彌補了知識產權人市場運營、管理能力缺陷，拓寬了知識產權流轉途徑、有利于促進智力成果轉化為經濟效益，從而實現知識產權的保值增值的目的。信托制度的風險隔離制度使知識產權轉化過程中的市場風險最小化，其融資功能有效解決了知識產權的商品化、產業化中資金不足的問題。
知識產權信托制度主要適用于知識產權許可、知識產權證券化和著作權集體管理等方面。尤其是在知識產權證券化中，信托制度的運行順暢與否甚至可以決定證券化的成敗。
知識產權證券化作為一種融資工具，其風險隔離制度的設計、嚴謹順暢的交易構架對知識產權證券化的成功運作至關重要，而特殊目的機構（Special
Purpose Vehicle, 簡稱
SPV）正是實現破產隔離制度的載體，也是知識產權證券化交易結構的中心所在，其組織形式的選擇直接關系到破產隔離的效果以及證券的發行，進而影響預期的融資效果。
構建SPV模式一般有信托型SPV與公司型SPV以及有限合伙SPV。其中，信托型SPV最適合知識產權證券化。
信托型SPV是指發起人將擬證券化的知識產權委托給受托機構，成立信托關系，由受托人以自己的名義，為發起人的利益或特定目的進行管理和處分，向發起人發行代表證券化資產享有權利的信托受益證書，然后再由發起人將受益證書出售給投資者。
信托財產具有獨立性特征，信托一旦成立，信托財產就從信托當事人的財產中分離出來，成為獨立的財產，其運作僅服從于信托成立的特殊目的。受托人成為信托財產的所有人，其依據信托成立目的管理、經營財產，不得利用信托財產或受托人身份謀取私人利益，否則受益人得追償其信托財產。信托財產在法律關系上歸屬于受托人，但信托財產受信托目的約束，為信托目的而獨立存在。
信托財產的獨立性特征非常有利于在知識產權證券化中對風險的有效隔離。證券化的發起人就是信托關系中的委托人,特殊目的機構就是信托關系中的受托人,投資者就是信托法律關系中的受益人,知識產權資產池中的基礎資產就是信托財產。在特殊目的信托成立之時，就可以完成基礎知識產權資產的“真實銷售”與“破產隔離”，受托人在法律上取得了擬證券化的知識產權，從而實現知識產權資產的真實銷售。該知識產權資產也成為獨立的信托財產，與委托人的資產分離，實現風險隔離，保障委托人其它資產安全。
信托型SPV成立后就成為一個相對較為穩定的經濟實體，可以憑借其獲得的知識產權資產為支撐發行證券；當該信托實現了其特殊目的，剩余的信托資產將返還委托人，委托人通常保留對剩余財產的請求權。通過成立信托這種方式，委托人可以省去自己缺乏經驗的管理運營工作，又獲取經濟利益。
我國于2001年頒布了《信托法》，為發展信托型SPV打開了大門。《信托法》的規定明確了信托財產的獨立性，其不影響委托人與受托人的其它財產，為知識產權證券化的風險隔離提供了法律保障。但資產證券化在我國尚處于試點階段，相關立法規定級別較低，且以試行的規定為主。
2013年3月15日，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公告〔2013〕16號公布《證券公司資產證券化業務管理規定》，為我國具體實施知識產權證券化提供法律依據。該規定對公司資產證券化的基礎資產進行了突破，包括財產與財產權利，如“企業應收款、信貸資產、信托受益權、基礎設施收益權等財產權利，商業物業等不動產財產，以及中國證監會認可的其它財產或財產權利。”
筆者認為，知識產權證券化作為一種融資手段可以有效解決高新技術企業以及中小型技術企業技術研發過程中的資金短缺問題，有利于促進知識產權的轉化與利用。SPV作為知識產權證券化的核心環節，其組織形式的選擇對于證券化成功與否至關重要，信托財產的獨立性使信托型SPV更加適合知識產權證券化。我國立法也為推動知識產權證券化提供了保障，企業應該利用好這一金融工具，實現創新開發轉化利用的良性循環。(第一作者系中國知識產權法學研究會副會長、中國政法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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