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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無論是銀行間市場的流動性沖擊，還是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再三強調的要“盤活貨幣存量”，其背后值得思考的問題，表面上看是銀行業務模式中的資金錯配風險，實際上應該是如何使實體企業的投資效益提高，金融支持的項目能夠有穩定的回報，從而使資金使用能夠更有效率。
可以看到，在社會生產與投資中，國有企業仍然直接或間接發揮著主導作用。要真正從實體入手解決金融體系存在的扭曲和弊端，也就離不開國企的深入改革問題。事實上，今年以來，國企再次成為公眾討論和關注的焦點。據媒體報道，在2012年的上市公司中，中國遠洋等前十名虧損企業的總虧損為497.24億元，全部為央企或地方國企。雖然它們都是鋼鐵和資源類企業，虧損也部分歸因于經濟下滑與行業周期低谷，但仍引起各界對于國企的質疑。此外，由國資委牽頭擬訂的《深化國有企業改革指導意見》已經基本成型，并已向國務院匯報，旨在新形勢下重新對國企進行戰略定位。
進入新世紀的國企改革不斷深化，伴隨2003年國資委成立，以及經濟高速擴張，占據了優勢領域的國企經歷了黃金增長期。2003年到2011年間，全國國企凈利潤年均增長25.2%。面臨國際金融危機與國內經濟轉型的挑戰，2012年以來的國企利潤增速開始下降，不同行業的盈虧分化也再次加大。
不可否認，國企在投資擴張型的經濟模式中，起到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無論在發達國家還是新興經濟體的歷史上，都是如此。即使是經歷了多輪私有化之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仍燃起了美國所代表的“拯救型”企業國有化思路。在我國，控制國企規模的關鍵，在于從市場“準入”與“退出”兩方面做文章，通過允許民營資本的進入，構建公平競爭環境，給競爭失敗的國企提供“退出機制”，以此來實現國企與民企的均衡結構形成。
國企改革經歷了這么多年，現代化的企業治理結構表面上已基本建立起來，但仍然“形似神不似”。歸根結底，國企管理機制改革的關鍵已不在其內部，而在其外部環境。推進改革的切入點，仍然是“政企分開”。
2010年的一項統計表明，全部A股上市公司中有768家聘請了前政府官員甚至現任官員作為公司高管，總數達到1599人，占A股全部3萬多名高管總人數的比重達到5%。而國企容納前官員的占比超過7成。2011年的一項調查顯示，在涉足鐵路產業利益鏈的33家上市公司高管中，有37名曾在鐵道部或其他政府部門任職。此外，國企獨董更是退休或離任官員的重要平臺，諸多官員背景的獨董都曾與企業有過領導和管轄關系。
中央到地方的國有資本經營預算應真正成為“緊箍咒”，而不僅是在國企與國資委的條線內資金“流轉”。以2012年為例，中央國有資本經營收入為970.83億元，支出為929.79億元，基本還是用于國企各項支出，再加上各類政府向國企轉移的直接或間接補貼，實在難以看出國企盈余對于提高社會公共服務水平的直接貢獻。考慮到2012年國企累計實現凈利潤1.6萬億元，則其上繳國有資本經營預算也只是形式上的“杯水車薪”。同時，中央國企和地方國企也逐漸出現兩極分化。今年一季度國企累計實現利潤總額5137.3億元，同比增長7.7%，其中的央企為4048.7億元，同比增長16.5%，地方國企為1088.6億元，反而同比下降16%。實際上，更多的地方國企或者成為行政干預的犧牲品，或者成為吸取財政補貼的大戶。這些都是典型的缺乏制度約束，以及公共部門預算失控的體現。
除了國有產業資本之外，巨額的國有金融資本運營更如同“黑箱”，誰也摸不清公共部門整體上的國有金融資本規模、收益和風險狀況。由此來看，跳出部門和系統利益來完善預算監督，增強立法和公眾的外部監督，是新時期國企改革更為重要的著眼點。
目前，政府和學界都開始考慮為國企改革重新奠定法制基礎的迫切性。金融四十人論壇日前發布《建設法治的市場經濟》課題報告，建議通過制定《國有資本戰略布局法》，對國有資本投向的行業和領域進行分類，并保障公平競爭。而國資委則動議修訂《國資法》，旨在“一統”國有資產出資人身份。需要注意的是，國企制度改革的核心，應該是放權讓利、政企分開、公開透明、健全約束等，如果還停留在對政府如何更好地“管人管事管資產”的觀念和追求，則仍然難以跳出既有的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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