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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中有一種假設，認為“收入=效用=幸�！�。其理論內涵為：理性經濟人的一切行為都在追逐“效用最大化”。民眾收入越高，可擁有和消費的商品組合也越多，由之獲取的效用便更大，自然應當更幸福。
然而，這種貌似完美的邏輯，卻被多國的發展實踐無情擊破。有調查顯示，從1958年到1991年，日本的人均GDP增長了6倍，而平均的生活滿意度卻幾乎未曾改變。1946年至1991年，美國人均收入從1.1萬美元增至2.7萬美元，幸福指標反而小幅縮水。據此，經濟學家伊斯特林進一步驗證出居民收入與幸福度的相關性并不顯著，于1974年提出著名的“收入—幸福悖論”。
中國經濟總量已經躍升為世界第二，2012年城鎮人均可支配收入更達到24565元，較2001年的6860元大幅增長了258%。同時有相關調查顯示，中國民眾生活滿意度從2002年的5.27升至2007年的5.82，之后又緩慢回落至2010年的5.58。盡管基于“自陳報告”的統計研究的信度與效度尚待優化，但民眾的主觀幸福并未與經濟增長同步提速，確是事實。
民生幸福與經濟增長的“二律背反”使得人們開始對“幸福經濟學”產生了興趣。諾獎得主阿馬蒂亞?森就曾指出，“不管經濟學如何發展，她最終要回答的是人類如何才會幸福的問題”。但是，將幸福的“軟概念”嵌入經濟學的“硬體系”，并非易事。好比“天氣”需借助溫度、風力、顆粒物等多重客觀指標給予表述，幸福也應由多元可觀察、可測量的元素組成。
“幸福經濟學”當依四個維度展開。一曰“利”。在現階段，拋開物質條件片面談主觀幸福感是不現實的。收入與財富的積淀，依然是獲取幸福的重要源泉。二曰“名”。同等收入條件下，個人獲得社會認可與尊重的差別，是形成幸福感差距的關鍵因素。三曰“交往”。有人請“積極心理學之父”馬丁?塞利格曼用一個詞描述積極心理學的主旨，得到的答案是“他人”。當更多的“時間”“精力”配置到家庭、朋友、社會公益等人際方面，就會體驗到的親情、友情、愛心對幸福感至關重要。四曰“安康”。老子有問，“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這在當下仍是最需回答也是最難回答的問題。健康與安全的投入才會獲得最為豐沛的幸福回報。
于個人而言，“找到幸福是一切行為的最后目的”。實現目的的關鍵，在于“修己”二字。將個人有限的時間與精力，恰當而有分寸地配置于“利”與“名”、“交往”與“安康”之中，方能把人生的物質理想融入國家富強與民族振興的偉業中，實現主觀幸福感的效用最大化。
“修己”固然不可或缺，政府的公共財政政策又該如何“助幸”？英國經濟學家理查德明確提倡，不僅要把幸福作為個人選擇的標準，而且應該作為衡量政府公共政策的唯一標準。近年來，各級政府財政支出日益“民生化”。而從“幸福經濟學”的維度出發，“民生傾斜”不等于“幸福傾斜”，還需要有針對性地提升民眾幸福感受，讓公共財政政策更有的放矢。
一方面，實證研究表明，相對收入差距對個人幸福的影響，遠大于絕對收入值。因此，財稅政策在刺激總體“利”增的基礎上，更應強化轉移支付功能，縮小分配差距的鴻溝。另一方面，財稅支出必須加大教育與文化支出，為個人成“名”追夢、共享人生出彩的機會，創造更加自由、更加公平的舞臺。出身不同階層、不同背景的孩子們，只有享有基本均衡的受教育權，才會心靜無擾，專注于夢想的追逐；來自不同地域、不同行業的青年們，能夠在激烈競爭中感悟到人際的和諧與情緒的積極，才會澎湃起更多、更高層次的幸福體驗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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