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50人論壇、新浪財經和清華經管學院聯合舉辦的新浪·長安講壇第233期日前召開。論壇特邀專家、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黨組成員、辦公廳主任隆國強發表了題為“新形勢下的對外開放戰略調整”的主題演講。隆國強說，過去30年全球經濟發生了很多的變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中國經濟的崛起，而幾乎所有對中國經濟崛起的解釋都會提到對外開放發揮的重要作用，這主要依靠的是中國實行了加工貿易政策。隨著近年來中國比較優勢的改變、外部環境的改變，以及出口創匯政策歷史任務的完成，中國對外開放的發展戰略也應該改變為價值鏈的升級。要實現新的開放戰略，中國要做到四點：實行互利共盈戰略，加快服務業的發展，加快走出去的步伐，保障資源安全、金融安全。
中國對外開放的時候，恰逢亞洲日本和四小龍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到勞動力更加便宜的發展中國家，從供給側解決了中國原來制造業沒有競爭力的問題。上世紀九十年代世界經濟的繁榮，則從需求側給中國提供了很好的機會。
隆國強從中國奇跡講起。
他說，在過去30年里，全球經濟發生了很多的變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中國經濟的崛起，被中國經濟學界稱之為中國奇跡。解釋中國經濟的崛起過程，不同的學者會有不同的結論，比如說中國的投資率很高，中國的人口紅利，中國經濟結構的變化，特別是工業化、城市化的推動。但是幾乎所有的解釋都不會忽略一個因素，就是中國的對外開放。中國的對外開放在過去30年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國抓住了經濟全球化不斷深化的機遇。面臨同樣的機遇，和中國類似的發展中國家可能也抓住了一部分，但是沒有像中國這么成功的。世界銀行的評估說，中國是少有的幾個受益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中經濟體。
面臨同樣的國際環境，同樣的機遇，為什么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成效，隆國強認為這跟中國審時度勢實行了符合自己需要的開放戰略有密切關系。
新中國成立以后，一直都在努力建設一個工業化的國家。前30年在計劃經濟體制下，中國通過進口替代戰略打下了一定的工業基礎，從一個純粹的農業經濟，發展成基本上擁有了一個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但是這個工業體系是在高度保護的環境下形成的，總體特點就是沒有國際競爭力，只能管住自己的吃穿住用。改革開放以后，經濟全球化在不斷深化，這個時候出現了很多的機遇，中國抓住了其中的兩個。
一個是在全球特別是在東亞地區，出現了勞動密集型的出口導向型跨境轉移機遇。
二戰結束以后，民族國家紛紛獨立，各國都在恢復自己的經濟，不同的國家采取了不同的戰略，可以分成兩大類。一類是以巴西、阿根廷為代表的拉美經濟體，在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拉美地區的工業化推進很快，取得了很顯著的成績。像阿根廷這樣的國家很快進入到了中等收入國家行列。
另外一些經濟體，主要在東亞，這里面第一個做出成績的是日本，后來有亞洲四小龍，走的都是同樣的發展戰略。跟拉美比，拉美有非常豐富的礦產資源、自然資源，東亞這些經濟體恰恰都是自然資源貧乏的國家，唯一的資源實際上是人力資源。所以它們通過一系列的政策措施，集中從事勞動密集型出口導向產業，所以從日本到亞洲四小龍都成功進行了產業升級。
中國大陸開始對外開放的時候，恰逢亞洲四小龍由于經濟成長帶來收入水平提高，削弱了勞動密集型產業國際競爭力的時候。這些國家的國民收入水平到了一定的水平，不能再搞低附加價值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出路就是兩個，一個是轉型升級，去做資本密集、技術密集型產業，還有一條出路就是把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到勞動力更加便宜的發展中國家去。
中國大陸打開國門以后，在深圳、珠海、廈門、汕頭搞了四個經濟特區。其中深圳的蛇口工業區，完全是模仿東亞搞工業園區的經驗，力圖吸引勞動密集型的出口導向型產業到中國來。真正迅猛推進是在1987年以后，特別是小平同志“南巡”講話以后。通過開放，通過吸收外資，實際上把中國低成本的土地，特別是低成本的勞動力，和外來投資者的管理、資金、技術，更重要的是它們在全球的銷售渠道還有品牌結合在一起。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出口說白了就是附著在商品上的勞動的出口。這樣就在供給側解決了中國原來制造業沒有競爭力的問題。
再有一個很重要的是當時世界經濟的繁榮。
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時候，世界經濟形勢不好，各國進行了很多改革。到了上世紀的九十年代，一直到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之前，全球迎來了以美國為火車頭的一輪相當長時間的繁榮期。導致繁榮期到來主要有幾個因素，一個是改革的紅利，所謂的里根經濟學，按中國人的說法其實就是供給側改革，讓勞動力市場更加靈活，讓企業更有競爭力，以及改革社保體系等等。一個是和平紅利，1991年前蘇聯解體了，兩大國的軍備競賽就此結束，這樣各國都有更多的資源從國防轉向經濟建設。第三個是技術進步紅利，以互聯網技術為代表，除此以外還有很多冷戰時期的軍工技術轉到了民用領域。第四個是經濟的全球化，把市場資源配置的范圍大大擴展了。
供給側中國有源源不斷的勞動力，問題就是怎么賣出去，這一輪的繁榮從需求側給中國提供了很好的機會。
中國的比較優勢變了，從2003年開始，中國進入了勞動成本快速上漲的通道，勞動力成本不再便宜。外部環境也在變化，金融危機使全球經濟陷入了低迷期，發達經濟體要恢復絕不是短期可以實現的。
隆國強說，還需要明確的是，當時中國的目標是要快速推進工業化，對外開放要適應整個國家的發展目標，于是對外開放戰略的核心目標就定位為出口創匯。
要實現出口創匯的目標，最關鍵的是要把中國的長板——勞動賣出去，手段就是引進來走出去。
拉美也吸引外資，但是拉美大部分的外商投資是為繞過高關稅，在國家內部投資制造業、礦業，然后在本地銷售。它轉移過去的往往是最終環節，于是就要不斷進口零部件，不斷消耗外匯，持續一段時間后，當靠賣自然資源已經不足以彌補外匯短缺的時候，就開始借外貸，就匯率貶值，最后出現了所謂的貨幣危機。
中國也吸引直接投資，1993年以后一直是吸引直接投資最多的發展中國家，卻沒有出現這個情況。區別就一點，雖然政策說鼓勵外商直接投資，但是實際上來中國的外資是經過篩選的，要看是不是技術先進型的企業，能不能帶來先進技術。但是實際上沒有那么多具有先進技術的外商投資，那就要看是不是出口型的企業。這些出口型的外資主要來自東亞，一些上游的零部件在周邊的經濟體里面，市場在歐美，這樣就形成了一個三角貿易，中國在中間成為二傳手，進行加工增值，這個格局到今天都沒有改變。
既要讓外資在中國加工出口，又要保護原來沒有競爭力的制造業，這是個兩難的問題。中國的解決辦法是搞加工貿易政策，中國加工貿易占出口的比例一度高達58%，現在還超過40%。
隆國強說，到了今天，開放戰略總體來看很成功，也很順利，可是也要看到，開放戰略現在正越來越面臨著新的挑戰。
首先，中國的比較優勢變了，原來最大的優勢是低成本的勞動力，從2003年開始，中國進入了勞動成本快速上漲的通道，勞動力成本不再便宜。隆國強介紹說，寧波的一個企業座談時說，柬埔寨在學中國搞加工貿易，勞工成本是國內的三分之一，工人生產效率是國內普通工人的三分之二，所以他們把一些低附加價值的勞動密集型產業，比如做T恤衫做褲子轉移到了柬埔寨，運作得很好。中國的比較優勢正在受到一些后起經濟體越來越強的挑戰。這本身沒有什么可怕，是一件好事情，發展經濟就是為了讓自己的國民過得更加富裕。但是從參與全球競爭的角度來看，它確實是一個挑戰。
大家還要看到一點，盡管這些出口部門的勞動力成本上漲很快，可是這個上漲還是打了折扣的。中國還有上億的農民工，他們并沒有像市民一樣享受應有的政府基本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這其實就是人為壓低了這些人的勞動力成本。要加速農民工的市民化，勞動力成本就會上漲得更快，所以未來中國的勞動密集型產業會面臨非常嚴峻的挑戰。
外部環境也在變化。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使全球陷入了經濟危機以后的低迷期，全世界的經濟學家現在有一個共識，就是發達經濟體要想成功恢復，絕不是短期可以實現的。
原來的一套政策也不需要了。出口創匯的歷史任務已經完成了，中國現在有世界上最多的外匯儲備，將近3.5萬億美元。放在歷史的角度看，這是一個巨大的成績，很多發展中國家直到今天都受困于外匯短缺。買美國的國債是會付出相應的代價，但是在全球金融動蕩的情況下，你會發現中國的話語權從哪來，三萬多億的外匯儲備是非常重要的因素。歐洲那么多國家整天跑到中國來問能不能買一點它們的國債，中國要是手里沒錢，人家是不會求你的。
中國的比較優勢變了，外部環境也變了，發展戰略也就要變了。過去30年中國一直在追求加速工業化，中國現在是制造業第一大國，現在的目標是轉變發展的方式。以前是求快，現在講又好又快。所以對國內來說，最重要的一個目標是產業結構的升級，特別是技術水平的提高。
中國本身已是一個13億人口的現實的市場，而且中國整體的人力資源提高了，每年有將近900萬人接受不同層次的高等教育。新經濟體的成長，對中國來說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發達經濟體需求減少帶來的損失。
隆國強說，很多人看中國當前的比較優勢都很悲觀，說勞動力成本上漲，資源短缺，其實這里面還有一些積極的變化。
第一個是市場，以前經常講中國是一個13億人口的潛在大市場，今天這已經成為了一個非常現實的市場。
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后，國務院領導要求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回答一個問題：這場全球危機再疊加上氣候變化，對全球價值鏈有什么影響，中國在價值鏈里面處于什么地位。課題組去問跨國公司，你們到底怎么看中國，發現跨國公司對中國的看法發生了很多的變化。以前把中國看成是面向全球的低成本的制造基地，因為在他們的眼里，中國最大的優勢就是低成本的勞動。今天再看中國，他們認為第一大吸引他們的是中國本土的市場，很多跨國公司在金融危機爆發以后，在中國以外的市場都遭受了挫折，甚至極端的比如美國的通用公司，母公司破產了，所有利潤都來源于中國的市場。很多大的跨國公司說感謝中國的4萬億刺激計劃，可以讓他們從中分到一杯羹。中國公司的CEO在全球管理層開會的時候，可以從角落上坐到中間了，有了話語權，甚至有人開玩笑說，以后如果不在中國做過CEO，你就沒有資格做跨國公司的全球CEO。有的公司在危機后甚至做出了調整，比如說通用汽車在上海成立了通用國際，管著除了美國以外全球的所有業務。
第二大變化是人力資源的變化。
以前跨國公司看上中國的是低成本的勞工，現在中國制造已經不再便宜，中國的地比美國貴，能源比美國貴，物流比美國貴，但是中國仍然有競爭優勢，就在于普通勞工的效率提升。中國普通勞工的競爭對手不是發達國家，而是印度、越南、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菲律賓等其它的發展中國家。中國一年畢業700萬大學以上的學生，還有200多萬人去讀電大和成人高校，這樣就有將近900萬人在接受不同層次的高等教育。中國的勞工越來越貴了，好的一面是整體的人力資源提高了，中國一年700萬的畢業生里面有170萬是理工科的學生，按照跨國公司的標準，10%符合跨國公司的要求，也就有17萬人。放在世界上比一比，美國、日本的工科學生一年畢業都只有6萬多人，歐洲多一點。于是現在許多跨國公司準備把研發拿到中國來，聯合國貿發會議有一個調查，稱中國已經超過美國，變成跨國公司未來建立研發基地的首選。
當前中國也面臨著新的機遇。
國際金融危機帶來了格局上的變化，發達經濟體經濟相對低迷，新經濟體成長較快。新經濟體成長較快對中國來說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發達經濟體需求減少帶來的損失，但是更大的意義在于需求的改變。總體上看，中國對發達國家賣的是消費品，資本品賣不過去。現在這些新興經濟體要推進它的工業化、城市化，要搞基礎設施建設，就發現中國資本品的性價比具有很強的國際競爭力。
這個機遇基本上是一個產業升級的機遇。過去中國講引進來，是把外部的資金技術、品牌銷售渠道管理和中國的低成本的勞動力集合起來，在全球擴張，所以中國很快崛起為世界第一大出口國、第二大進口國。現在跨國公司看中中國的大市場，綜合的低成本，還有人力資源的優勢，把高端的制造、研發，地區總部放到國內來，這是有利于中國升級的。
國際金融危機給中國帶來了一個海外低成本并購的機遇。以前中國企業想去海外并購，要么人家不賣，要么很貴買不起。金融危機爆發以后，很多企業資金鏈斷了，不僅愿意賣，而且價格還很低。舉個例子，三一重工建廠也就二十年，是靠中國本土市場培育出來一個制造混凝土機械的企業，在低端市場上全球規模已經最大，但是技術還不行。去年它買了德國的普斯邁斯特，技術是全球頂尖的，品牌也是高端市場品牌。高端市場用普斯邁斯特的品牌，低端市場還用三一重工的品牌，一下它就變成了全世界最大、技術最先進的混凝土機械企業，細分行業的全球龍頭企業。
隆國強認為，大的事件危機是一個全球格局洗牌的機會，它會帶來沖擊，但是對一些沒有受沖擊的企業、國家來說，是機遇大于挑戰。中國下一步的戰略是價值鏈升級，講價值鏈升級不講產業結構升級，是因為今天的分工格局改變了。很多產業形成了全球的產業鏈，企業要增強競爭力，于是在跨國公司的主導下形成了全球生產價值觀。從價值鏈的角度看，中國總體上處在低附加價值的分工環節上，升級依然需要有開拓的全球視野。它需要幾個重點。
一個是中國要做一個負責任的大國，實行互利共盈戰略。以前中國的經濟體很小，搭便車沒有人在意，可以享受別人開放的成果。現在越來越大，人家不能容忍了，所以要多措并舉，不僅貿易出口也要貿易進口，投資引進來還要走出去。除此以外，還要搞經濟合作、技術援助、人員培訓。除了經濟領域以外，文化領域、政治軍事以及各種經貿手段也要搭配使用。
第二個是引進來的重點。中國經濟結構的問題是服務業比重偏低，服務競爭力很弱。要加快服務業的發展，加快服務業國際競爭力的提升，需要對內放松管制，對外擴大開放。同時要去引進跨國公司高端的產業活動和生產要素。這方面中國現在還有很多政策障礙，要加快開放的步伐。
第三個重點是以前沒有的，就是要加快走出去的步伐，通過海外的并購，對外投資，打造一批有國際競爭力的中國自己的跨國公司，加快開拓新興市場，在資本密集型產業中形成自己的國際競爭力。中國傳統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國際競爭力還可以維持幾年，但是現在不著手去打造技術密集型產業國際競爭力的話，五年以后就會陷入困境。總之，中國以前賣的是體力，下一步要賣智力，通過賣智力換回資源。
第四個方面是要保障資源安全、金融安全兩個安全。美國的頁巖氣革命引人注目，對中國來說既是好事也有挑戰。好事是可以騰出能源給中國用，等于增加了供給。挑戰是現在美國能源獨立了，以后中國將是中東能源最大的買主，怎么保證安全。光有錢不夠，沒有控制力，沒有對價格的影響力，也沒有資源安全。至于國際金融危機以后講人民幣國際化，這個事說早了。僅是要實現資本項目可兌換，看看過去幾十年發展中國家的歷史，也能發現在這個過程中存在著很大的風險。
問：隆老師您好，您覺得應該怎么理解安全這個問題？
隆國強：每個國家對國家安全、經濟安全的理解是不一樣的，美國這個國家作為世界的霸主，比較關注的是對高技術領域的掌控。所以在美國，涉及到國防的它認為是敏感的行業，還有是基礎設施。碼頭不會讓一些它認為不友好的國家去控制，美國的民航外資不能超過25%，金融是敏感的行業。加拿大定義國家安全的時候說，不要讓本國的經濟過于依賴某個特定的經濟體，因為它過于依賴美國了。而且不同時期會有不同的國家安全定義。近期你可能觀察到的是，國家安全成為了貿易投資保護主義的一個借口。
美國確實有相當多的人對中國的崛起有擔心，所以中國在美國國家單子里面是列的比較低的，不是友善的國家，所以才有出口技術的管制。但是我們還要有一個客觀的評價。就是在全世界里，美國是最開放的市場之一。中國有多少企業在美國投資？美國中國商會，在美國投資的，前年就已經有五千個會員，也就是說至少有五千個中國公司在美國是有投資的。一定要知道美國這個市場總體來看是開放的。
問：現在咱們中國的企業走出去的很多，總體過程有沒有哪個環節是護航這些企業走出去的？
隆國強：海外并購其實風險是比較高的。回顧歷史來看，有很多的公司針對并購的目標去做過評估，真正能實現并購的大概也就是30%左右。為什么這么高的風險那么多人還要做海外并購？就是因為海外并購確實帶來一些你不做并購得不到的東西，或者比較難得到的東西。我們的企業總的感覺是缺經驗，缺國際化的人才，也缺國際化運作的這種能力。在這樣一個狀態下，你大規模地往外走，風險比別人還要高，于是政府也想了很多招。比如說審批，大家都罵政府的審批多、討厭、耽誤我的機會，但是這個審批里面蘊含著政府把把關的想法。
政府應提供更多的服務，這些服務包括提供信息，讓我們的企業做決策的時候避免錯誤。比如商務部每年出國別投資指南，是提供信息服務。政府還提供保險，中信保提供國別投資政治風險的保險服務。再比如說我們在海外的很多部門也會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服務。但是我想所有的服務加在一起也不能確保你海外投資沒有風險。在充滿風險的條件下，政府只能幫你降低風險，但是不可能幫你消除風險。
問：這一輪的并購很多針對礦業，這個我比較擔心。咱們即使并購了一個國家的礦業，將來是不是能很順暢為我們國家所用？
隆國強：關于礦業的投資，我其實這幾年一直不主張礦業投資，其它的領域都可以去投資，少去投礦業。回顧近50年的歷史，礦產品價格是持續走低的，從2003年開始石油產品礦產品才開始大漲。大漲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因為中國、印度這些新興經濟體的需求，加上美元貶值，再加上投機炒作。中國企業為什么還要投資，一方面響應政府的號召，認為控制了海外資源可以保障資源安全。另外有企業的打算，認為價格還可以漲。但是過去的幾年里已經有很多大企業在海外礦業投資遭受了損失。比如說有一家企業在澳大利亞投了100多億美元，投了一個鐵礦，這是鐵礦石每噸180美元做的投資決策，現在120美元，去年只有90美元，礦山閑著開不了工，還得付利息。
隆國強，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黨組成員、辦公廳主任。
1987-1993年，北京大學分校城市與區域科學系助教、講師、系主任助理。1993-2013年，歷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對外經濟研究部研究室副主任、主任，研究部副部長、部長。中國國際經濟合作學會副會長，中國國際貿易學會、WTO研究會理事，世界經濟論壇2009全球貿易議程委員會副主席。
長期從事中國對外經濟政策的研究，在對外貿易、跨國投資、經濟合作、特殊經濟區、區域經濟合作等領域完成多項重大政策研究報告。多次參加國務院和相關部委的經濟形勢分析與政策研討會議，2007年為中共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講解《擴大對外開放，維護國家經濟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