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報告提出，到2020年實現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據估算，10年后人均GDP將達到8600美元。這意味著，中國將成功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社會緩沖區將更深，更有條件推進更深層次改革。由此，未來10年對中國來說是非常重要的10年，金融改革和資本市場發展可以成為未來10年中國經濟轉型的重要推手和突破口。
30年習慣了10%左右高增長的中國經濟，到了2012年，突然發現增長成了一個問題。2012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7.5%的增長目標，全世界反應強烈。今天的中國經濟，是在“三個雞蛋”上跳舞，一個增長，一個通脹，一個轉型，而且改革進入深水區，沒有最難，只有更難。
只需要觀察一下iPhone，就不難看到今天中國經濟社會的窘迫。一方面，中國社會熱捧最新款式的iPhone；另一方面，生產iPhone的富士康屈就于蘋果全球產業鏈的末端，iPhone在國際市場售價為360美元，富士康分得的加工費不到7美元。從富士康前些年的“13連跳”，到工人騷亂，其背后的經濟學原理是，中國產業的利潤率太低，在全球產業鏈中缺乏談判力。
此外，中國突然躋身全球俱樂部，自己可能還沒有足夠的思想準備，但方方面面的壓力都來了。換個說法，我們正遇到了成長的煩惱。
100年前，美國跟今天的中國一樣。當時，美國是全世界增長最快的國家，于是歐洲人不遠千里跑到美國去遏制。那時候圍堵美國的急先鋒是英國和德國。尤其是英國，跑去遏制美國，遏制不住，就去投資分享成功。過兩天又要遏制，這樣持續了50年，直到美國完全超過英國，兩國的關系就變得簡單了。
可以預見，中美關系、中日關系、中歐關系，在未來二三十年，也將會是這樣一種鋸齒般的關系，既不會天天度蜜月，也不會降到冰點。因此，對中國來說，最重要的是堅定不移地成長，保持發展，保持穩定，推進改革。
2010年底，中國人均GDP達到4300美元。保守匡算，10年后人均GDP翻一番，即8600美元，如果人民幣升值10%-20%，就是一萬多美元。這意味著兩件事：第一，2020年前后，中國人均GDP將接近美國的1/4。因為美國經濟增長相對緩慢，而中國人口是美國的4倍多，中國經濟總量將有機會趕上或超過美國。第二，中國將成功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社會的緩沖區將更深，社會承受力將更大，也更有條件推進一些更深層次的改革，后面的道路或許會平坦一些。可見，未來10年對中國是非常重要，中國經濟需要在轉型中實現增長，在增長中加速轉型。
美國歷史上的兩次最重要轉型，一次在19世紀的最后30年，成功跨越了重工業化的階段，一次在20世紀的最后30年，高科技產業迅速崛起，這兩次重要轉型都與資本市場息息相關。經濟轉型是一個巨大的系統性工程，但社會資源配置效率的高下，是決定轉型成敗的關鍵。從長期來看，資本市場配置金融資源的效率遠遠超越其他方式。
從某種意義上講，今天的中國經濟是美國歷史上兩個重要轉型階段的疊加，希望在未來30年中國能同時完成這兩件事情。一是加速并完成重工業化，二是幫助中國經濟發現戰略性新興產業，并在全球對于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競爭中占據一席之地。前者是中國經濟存量整合，需要更多地依托資本市場的并購活動；后者是中國經濟增量的發現，需要依托風險投資和資本市場等一系列市場化篩選機制。兩者都需要一個強大的資本市場的支持。
中國的金融改革和資本市場發展，可以成為未來10年中國經濟轉型的重要推手和突破口。
資本市場將成經濟主戰場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兩位經濟學家，曾在金融危機前的2007年，統計了過去50年間，全球17個經濟體，在大大小小84次經濟金融危機后經濟復蘇的情況。結果發現，資本市場主導的4個國家，美國、加拿大、英國、澳大利亞，在危機后經濟反彈的速度最快；而銀行主導的6個國家，西班牙、奧地利、葡萄牙、比利時、德國、意大利，經濟復蘇的速度最慢。這說明金融結構與經濟彈性緊密關聯。此次金融危機后，美歐經濟復蘇的差異再次驗證了這一點。2012年，位于危機中心的美國經濟已經實現了正增長，而歐元區還在負增長徘徊。
再看中國躋身全球500強的前幾十家公司，都是過去十幾年中走上資本市場的公司。可以說，中國資本市場對于中國企業改革的影響并不是簡單的融資，而是脫胎換骨的機制轉換。
觀察過去一個世紀，3家企業從零成長到市值1000億美元的歷程，有助于理解現代企業的成長與資本市場的關系。第一個公司叫GE，道瓊斯指數設立時23個成分股中唯一生存下來的企業，實現這一增長，經歷了大致100年時間；第二個公司是微軟，用了25年；第三個公司叫谷歌，只用了7年。世界競爭在加速，一個現代企業，如果不能與社會化的資源平臺結合，在國際競爭中就可能沒有機會。美國經濟體中，最重要的500個企業，組成了美國的“財富五百強”，其中鮮有非上市公司。未來10年左右，中國資本市場將越來越成為中國經濟的主戰場。
一個國家的經濟轉型能否成功，可以觀察該國的金融體系和經濟體制的市場化程度。
我國中小型企業在某種意義上說，代表了中國的未來。溫州是今天中國的縮影，溫州是中國最富裕的城市之一，但中小企業倒閉潮也始于溫州。為什么？缺錢。這就荒唐了。一方面有大量的企業需要融資，另一方面大量的溫州資金滿天飛，到山西炒煤，到新疆炒棉花，到澳大利亞炒房子。改革開放30年后，社會積累了巨大財富，從1978年到2011年，中國居民儲蓄總額增加了約1619倍，而同期GDP增長了178倍。我們有錢了，卻突然發現不知道該怎么辦了，找不到投資方向。溫州凸現了中國經濟的一個結構性缺陷，即金融市場不發達。當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金融市場的發展如果不能跟上，富余資金不僅不能幫助實體經濟發展，還可能帶來嚴重的社會問題。
怎么做？首先，要完善市場體系。包括拓展市場體系（比如債券、PE）、建設區域性股權交易市場等。其次，建立這些市場后，必須保證它們的公開、公平、公正，不能欺詐，不能編造業績，不能隱瞞經歷，不能只想著來圈錢，不能操縱市場，不能搞內幕交易，要有有效的監管。第三，要強化投資者的保護機制，發展長期機構投資者。
有序引導社會富余資金入市
企業走向資本市場的同時，社會富余資金也要和資本市場結合，這關乎和諧社會的建設。
前段時間，“養老金入市”引發廣泛討論。其中有兩個常識性誤區，一是“養老金”其實有不同的層次，有以保證絕對安全為目標的基本養老金，也有需要尋求成長性補充的商業養老金；二是所謂“入市”的市場，不只有股市，還有債市，包括最安全的國債，有國內市場，還有國外市場。
在關于養老資金的投資安排里，有三個原則最為重要：專業投資；組合投資；長期投資。全國社保基金在過去10年中取得平均8%左右的回報，正是因為堅持了這三條基本原則。
資本市場與長期機構投資者的良性互動，強調的是一整套制度建設，涉及社會建設的方方面面。也許投資需要擇時，但制度建設不能再等。當然，資本市場本身也有很多問題要解決，要加快改革和建設的步伐，但二者是一個雞生蛋、蛋生雞的過程，應該協同發展，協同解決。如果制度安排，通過專業投資，將中國社會的富余資金有序引導到資本市場中去，與中國經濟體中正在迅速成長和發展的企業群體對接，對中國經濟、社會資本、創新企業和普通百姓來說都是莫大的好事。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2016年中國將超過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經濟體，這與很多國際機構在2000年前后的估計提前了近40年。
那么，中國經濟發展的動力何在？2006年，我在北京郊區一個村莊看到一個廣告牌，上面有27個農家菜的廣告，這弄不好就是全世界競爭最激烈的廣告牌。后來，我去參加國際論壇，就帶了這張廣告牌的照片，老外一看，傻了。這就是中國經濟，在中國經濟的每個環節，每個行業，都有這么一群人，他們絲毫不怕競爭，他們全心全意地擁抱市場經濟，這就是中國經濟為什么總是滾滾不斷往前發展的根本原因。中國的省長省委書記，市長市委書記，都是CEO，都是投行家，也都是充分競爭，當然這種模式的弊端也需要我們努力消除，但中國經濟不缺動力。
事實上，中國人從來不缺乏競爭意識，往往缺點兒競爭規則，一般都是胡亂競爭。所以，要發展資本市場，讓中國經濟納入一個良好的、透明的、公開的、有規則的競爭體系，使中國經濟在一個更高的層次上運行。
鄧小平曾說，中國的崛起需要兩個30年。今天，中國正站在前面30年的終點，后面30年的起點。如果加快推動改革，相信中國經濟有能力再走30年。當然，同時還必須不斷提高中國社會的各種文明水平，包括物質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政治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