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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保護這些珍貴的歷史符號，必須讓那些見利忘義的商業資本“心疼”才行。一方面，罰款上限必須上調；同時，還要走出單純依靠經濟手段制裁的窠臼。
6月13日媒體報道，曾引起社會廣泛關注的廣州民國建筑，未能在“緩拆令”下幸存。6月10日深夜11時到次日清晨，金陵臺2號、4號與妙高臺1號、3號的殘留部分和尚完好的詩書路69號之一被鉤機野蠻拆毀。這一強拆新聞在微博上引起了網友的震動與聲討。
前蘇聯美學家鮑列夫說過：“當歌曲和傳說都已沉寂，已無任何東西能使人們回想一去不返的古代民族時，只有建筑還在說話。”然而，民國的歌曲還在被人吟唱，金陵臺、妙高臺這樣罕見的40年代現代主義建筑卻被一夜拆光，只留下斷壁殘垣在哭泣。
歷史建筑擋不住商業開發，公眾已然有些見怪不怪。此前，梁思成故居、張治中公館等文物級建筑，都難逃被拆除的命運，更不用說沒有名人護體、名不見經傳的普通建筑。不過，廣州民國建筑遭強拆還是讓人感到憤怒。畢竟，當地規劃部門已經明確下文要求暫緩拆除，開發商卻深夜突擊拆除這些政府早已建議保留的準歷史建筑。這一行為，完全是對歷史文化遺產保護的公然挑釁。
開放商的底氣從何而來？一方面，金陵臺、妙高臺建筑不屬于文物保護單位，加之廣州歷史建筑名錄尚未出臺，導致這些建筑無法獲得一個能受到有效保護的身份。同時，即使有關部門最終認定其屬于歷史建筑，拆除的違法成本過低，也使得開發商敢于藐視規劃部門的“緩拆令”。根據今年5月1日起施行的《廣東省城鄉規劃條例》，擅自拆除納入保護名錄的歷史建筑，造成嚴重后果的，對單位并處20萬元以上50萬元以下的罰款。與開發商建樓的巨大利潤相比，區區50萬元簡直是九牛一毛。
一個不容回避的尷尬是，眼下50萬元儼然成為歷史建筑邁不過的一道坎。無論我國《文物保護法》，還是《歷史文化名城名鎮名村保護條例》，對于擅自拆除不可移動文物、歷史建筑的罰款上限都是50萬元。
現行《文物保護法》已有10年時間沒有修訂，越來越滯后于時代發展。對于不可恢復的文物和歷史建筑而言，“限期恢復原狀或者采取其他補救措施”的處理方式并不現實。而50萬元的處罰紅線，無法有效震懾破壞文物保護單位的行為，反倒更像將違法洗白的“買路錢”。
面對紛紛倒在推土機下的名人故居、歷史遺存，著名作家馮驥才感嘆：“作為文物保護專家，我們只有呼吁和心疼的份兒”。要想保護這些珍貴的歷史符號，必須讓那些見利忘義的商業資本“心疼”才行。一方面，罰款上限必須上調，扭轉破壞收益大于風險的畸形博弈；同時，還要走出單純依靠經濟手段制裁的窠臼，避免文物保護異化為利益贖買。有必要以法律形式規定非法破壞歷史建筑，一律收回土地出讓權，轉為公共用地，從而讓開放商們偷雞不成蝕把米，不敢再隨意拆除有價值的歷史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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