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如今都處在推動自身經濟結構轉型以及全球經濟再平衡的新環境下，若能推進各自的國內改革進程，推動新一輪雙向市場開放和“對等投資”，對經濟全球化將是一次新的指向。此時尤其需要雙方都放長眼光。中國可以考慮加快參與TPP以及PSA（多邊服務業協議）談判的步伐。
中美經貿關系正在步入“競爭性相互依存”時代，經貿以及雙邊投資關系互利共贏的本質特征正受到追求相對收益的零和博弈競爭模式的挑戰。然而，中美兩國眼下都處在重大結構轉型的轉折期，若能推進各自的國內改革進程，推動新一輪雙向市場開放和“對等投資”，將對經濟全球化是一次新的指向。
吸引外資在中國改革開放過程中扮演著極其重要的角色，它讓中國很快融入經濟全球化進程中并獲得了經濟和產業的升級。然而，近些年，中國正逐漸由吸引外資大國轉變為對外投資大國。根據聯合國貿發會議統計數據，2012年，中國境內投資者共對全球141個國家和地區的4425家境外企業直接投資，累計實現非金融類直接投資772.2億美元，同比增長28.6%。不過，中國雖已邁入對外投資大國行列，但仍處于“走出去”的初級階段，與發達國家相比差距懸殊，與中國的經濟大國、貿易大國地位也不相稱。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隨著全球貿易需求持續萎縮，資金充裕的中美兩國均將擴大外國直接投資視為緩沖，但在奧巴馬政府為吸引外來投資甚至提出“選擇美國”的戰略下，中美雙邊直接投資卻存在著嚴重的“不對等”情況。統計顯示，2008、2009、2010年，中國對美投資金額同比增幅分別達135.7%、96.7%和43.9%。截至2011年，美國對華實際投資676億美元，而同期中國對美國投資不到300億美元。從排名上看，美國是中國最大的外來直接投資國，而中國直接投資在美國僅排第25位，中國對美投資總量占美國吸收外資總量不到1%。
中國對美投資的障礙，主要源于美國的市場準入限制。雖然美國的市場開放度、基礎設施、知識產權保護、研發技術等方面在總體上要優于中國，但中國企業在美國的投資也同樣遭遇市場準入問題。美國在諸如航空、通訊、原子能、金融、海運等相對敏感行業，均有關于國民待遇和市場準入限制的嚴格規定，包括聯邦立法。另外，美國有許多州的法律對于外國人參股銀行業、保險業、不動產業也有一定限制。特別是金融危機以來，為緩解長期以來由于貿易順差而導致的外匯儲備激增和資產安全，中國主權財富基金大規模投資海外，推動“資本出海”，而這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美國對“戰略性投資”與“國家資本主義”的警惕。美國政府外資審查委員會（CFIUS）基于“國家安全”考慮的阻礙，并限制對美敏感行業的投資，大大抑制了中國對美直接投資的步伐。
我們向來強調，雙向投資應該是對等的。中國一直十分歡迎美國資本，數據顯示，1994
年以來，美國對華直接投資存量總體上保持了增長趨勢，大部分年份( 18 年中有11年)
的增長率超過了美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的增長率。
美國對華直接投資有三大顯著特點。其一，從投資主體看，美國主要是以跨國公司為主體。美國的跨國公司通過在華投資，充分利用中國的資源稟賦優勢和日益龐大的市場，實行全球化生產布局。其二，投資領域極為廣泛，美國投資在華產業既包括資本密集型的重化工業，如石油化工、冶金機械、運輸設備，也包括技術密集型的計算機、電子信息、生物制藥，以及金融、信息與法律咨詢、工業設計等現代服務業。其三，美國在華投資資本回報率相當高，與全球產業平均利潤率相比，要高出5至8個百分點左右。由于投資收益穩定增長,
利潤再投資成為新增投資主力，這是保證美國海外資產持續獲得高收益的重要原因。
然而，國際金融危機暴發以來，美國對華直接投資的步伐有所放緩。制約美國對華直接投資的原因主要包括：中國多年來以其低勞動力成本、低土地成本、低環境成本和較好的產業配套體系克服了資本邊際收益遞減的規律，使得中國成為全球的價值洼地。然而，隨著推進工資收入分配、資源價格等一系列制度性的改革，意味著中國生產要素價格開始重估，這必然壓縮外國直接投資（FDI）的利潤空間。而中國市場化投資壁壘的因素，比如市場準入、知識產權保護、國有企業以及競爭中立等問題都亟待解決。
而在另一方面，從美國自身的角度看，美國正在加速推進“再工業化”戰略，奧巴馬政府欲通過促進產業資本回流重組全球產業鏈。隨著“美國制造”的強勢回歸，未來美國很可能由海外直接投資凈輸出國轉變為凈輸入國，這又使得美國資本在回流，對中國傳統產業以及資本回報率下降的領域投資自然就有所放緩。
不過，盡管有了這些變化，筆者仍然認為，就總體而言，中國吸收外來直接的綜合優勢并未明顯減弱，反而出現了新的機遇。首先，擴內需政策將進一步激發中國市場
增長潛能，逐步提高的勞動力素質和相對完備的配套能力為吸收高附加值、高技術含量外商投資創造了發展條件；其次，推進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和實施鼓勵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的措施，為提高外資質量和水平提供了政策支撐，區域差異和多層次勞動力繼續為多類型外商投資提供了廣闊空間。最后，城鎮化是未來十年中國經濟的主導戰略，而加快城鎮化面臨的“土地利用、社會平衡、環境資源、城市發展”等現實問題，恰為拓展中美在低碳經濟、清潔能源、環境保護、社會化服務、城市設計、教育培訓等方面的合作留下了極為廣闊的空間。
可見，中美雙方如今都置于推動自身的經濟結構轉型以及全球經濟的再平衡是新環境下，雙方投資合作的機遇應大于挑戰。作為全球經濟體量最大和市場潛力最大的兩個國家，中美經貿關系不僅影響兩個國家、兩個市場，也關系到世界其他國家和市場，具有全球性影響。如果各自提高對方投資的門檻，只能讓兩國陷入“囚徒困境”。此時尤其需要雙方都放長眼光，采取切實措施促進兩國的雙向直接投資，包括加快中美雙邊投資協定談判，減少國家保護主義等等。對于中國而言，也可以考慮加快參與TPP以及PSA（多邊服務業協議）談判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