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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貨幣嚴重超發”
、“中國央行是世界最大的印鈔機”，一段時間來，不少專家的類似觀點左右了輿論，看似已“深入人心”。但是，我認為這些說法是非常牽強，不能成立的。中國貨幣多，是經濟制度、經濟發展模式使然。貨幣多只是表象，政府追求GDP，才是問題的本質。只有政府從追逐GDP中退身，繼續推進投資、金融、外匯等領域的改革，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之道。
確實，截至3月底，我國M2（廣義貨幣）首次超過100萬億，達103.61萬億元，按匯率計，是美國的1.5倍、英國的4.9倍、日本的1.7倍。但是，各國的經濟發展階段不同、經濟貨幣化程度、貨幣流通速度、居民流動性偏好都不同，中國GDP沒有美國多，所需要的貨幣卻有可能超過美國。美國貨幣供給量，不是衡量中國貨幣量是否超發的標準。何況，各國M2統計口徑，并不統一，中美M2的差距相當大，根本不能作橫向比較。
但是，有人反駁道，2007年金融危機之后，美國多次實行量化寬松政策，一直濫發貨幣，攫取大量鑄幣稅，將風險轉嫁到了全世界。而中國貨幣量比美國多，更是濫發、超發。可是，說美國貨幣濫發，同樣是價值或者感情判斷，而不是事實判斷。美元是世界最主要貨幣，是世界大宗商品，如原油、黃金等的計價單位。從歷史看，其價值是穩定的，美國QE沒有在國內造成通脹，對主要匯率則保持了上升趨勢，特別是今年以來更甚。
也有用相對指標，即貨幣供給量與GDP之比，來說明中國貨幣超發的。目前中國的這個比例接近200%。而美國只有不到70%，歐元區大約是100%，英國是130%左右。但是，相對指標作為標準，也不合理。M2是貨幣存量，是以往歷年貨幣的累積，而GDP是流量概念，存量和流量的比較，是無意義的。
于是，有人用通脹作為標準，論證中國貨幣超發。說中國通脹嚴重，貨幣肯定濫發了。應該說，通脹是比絕對數量和相對數，是比較靠譜的標準。可問題是，改革30多年來，中國以CPI衡量的一般價格指數，平均每年上漲不到5%，在一個經濟迅速擴張的大經濟體，這是很低的水平。中國只在1985至1989年，1993年至1995年出現過比較明顯的通脹。第一次是因為要理順價格關系，嚴格說來，那是經濟貨幣化的反映。一些重要的基礎性價格，從政府管制到放開，貨幣增加，是合理的。第二次，是真正意義的通脹。但之后的1997年至2003年，2005年至2009年，基本處于通貨緊縮狀態。有趣的是，2009年之后，還在所謂貨幣超發最嚴重的階段，但通脹水平卻很低。
貨幣多，只是通脹的必要條件，不是充分條件。2011年日本M2與GDP的比例是241%，比同期的中國還高，但日本長期通貨緊縮。所謂安倍經濟學的核心，就是借助量化寬松，日元貶值，造成通脹，刺激國內需求，以擺脫通縮。但很多經濟學家并不看好安倍的政策。
還有一種說法，貨幣超發引發了資產價格膨脹，特別是房價的持續上漲。沒錯，貨幣多了，資產價格會膨脹，但通脹是一般商品價格水平的持續上漲，并不包括資產價格。資產價格如房價和股市指數的上漲，還可吸收大量的流動性，客觀上有減輕通脹的效果。
中國貨幣供給量較大，有其特殊的原因。
中國居民的高儲蓄率在世上首屈一指，大量資金并不能投入實體經濟，為維持巨大經濟體的運行，就額外需要更多貨幣供給。中國實行外匯管制，并且幾乎每年都有巨大的經常項目貿易順差，盡管現在已不再強制結售匯，但因為在中國外匯交易中心，央行出價最高，企業將順差外匯出售給央行，央行就須向市場投入等值的人民幣。這些貨幣本身并沒有相應的商品對應，在相同條件下，中國貨幣供給量較他國多，是必然的。這些特殊的，非貨幣原因，就是人們所說的貨幣的內生性。
另外，廣義貨幣M2的主要部分是存款貨幣，這是商業銀行在存貸款活動中創造出來的，不是央行發出的。盡管商業銀行存款貨幣創造，要受到央行貨幣政策特別存款準備金率、再貼現率手段的約束和調節，但商業銀行創造貨幣，確實是自身行為的結果。
存款貨幣是貸款的結果。中國經濟的發展模式，是投資驅動的。投資是經濟增長的最主要力量，特別是政府和國有企業投資，在總投資中占有最大份額。比如四萬億刺激計劃，就引發近10萬億的天量信貸，創造出天量的存款貨幣，直接增加了貨幣供給量。這些資金主要流入了政府部門和國企。你可以說，這樣的投資是不合適的，但只要經濟增長模式不變，大規模投資以及由此引起的貨幣供應量的巨額增加，就是必然。
貨幣過多，當然不好，但流動性不足后果也許更糟。現代經濟早已進入貨幣引領資源配置的時代，金融是經濟先導，資本和金融的重要性，經常超過生產和技術。因為全球化讓新技術更容易擴散，土地和勞動力也更容易獲得，而若沒有資本或流動性支撐，任何重大的技術創新都不會形成最終產品。沒有足夠的流動性，企業連經營都困難，遑論創新？2007年美國暴發金融危機后，經濟起步遲緩，核心原因，正是銀行出于安全性考慮，不愿意提供必要的貸款，致使流動性趨于干涸。在現行體制下，如果沒有較大的流動性支撐，中國經濟早就進入下滑通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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