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以實質性的結構優化和增長質量的提升，形成全要素生產率的支撐作用，才能化解潛在“滯脹式”威脅。而這些又需要實質性地推動配套改革。由此考慮，我們基本的政策主張可表述為：“雙創雙化雙減”。
1.創新。面對生產力革命的挑戰，我國為實現可持續發展，必須走創新型國家之路。在此過程中，科技創新客觀需要以制度創新和運行機制的改造作為關鍵性的支撐，從這種中國特色轉軌道路上的創新特色而言，我們可以強調地說：“制度高于技術”。深化科技體制改革，完善支持自主創新和成果轉化的政策體系，引導各類創新主體加大研發投入，調動社會各方面參與和推動自主創新的積極性。完善以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產學研結合的技術創新體系。加強創新型人才隊伍建設，重視培養引進高科技領軍人才。培育創新文化，保護創新熱情，寬容創新挫折，形成有利于創新的全社會氛圍。為支持從發展基礎科研、實施國家科技重大項目到促進科技成果產業化各個方面的自主創新，必須在實行科技體制和管理體系改革、提升績效的同時，下決心增加科技投入，而當前這方面的資金需求尚未得到很好滿足。今后還需要政府對研發的長期投入，并帶動市場主體于2020年后保持研發投入占GDP3%左右的水平。
2.創業。充分激發全社會的創造活力，鼓勵全民創業，特別在中小微企業和現代服務業上，要以多種制度變革和政策優化舉措，支持實現民營經濟新飛躍，完善和落實促進民營經濟發展的政策舉措，鼓勵民營企業加強技術創新、管理創新、制度創新和企業文化創新，大力實施品牌戰略，著力提高市場競爭能力。國有企業需要進一步深化戰略性改組，在健全國有資產管理體系和深化改革中消除過度壟斷因素和優化治理結構，發揮其應有的特定功能與輻射力，與民營經濟相輔相成共同發展。
3.城市化。引導好中國城市化的進程，發揮城市化紅利，需要對阻礙城市化進程的現行戶口制度以及戶口附屬的福利制度、農村土地制度、城市社會管理、社會保障制度、城市規劃體制、各行政區的協調機制等一系列制度，進行相應的變革。必須在彌合“二元經濟”的歷史過程中，以制度建設、經濟手段和其他各種調控手段、政策措施的優化組合，走出一條伴隨新型工業化、新型服務業化而同時推進新型城市化、農業現代化而最終達到城鄉一體化一元經濟和諧境界的“中國道路”。但在城市化過程中，要預防和阻止房地產泡沫的產生與發展。
4.產業優化。在扶持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同時，中國不能放棄制造業的升級換代，不能簡單將現有傳統產業淘汰到國外，而應結合主體功能區規劃和通過政策引導促使其漸次向中西部轉移，同時鼓勵現有產業改造升級，并大力促進第三產業，特別是現代服務業的充分發展。要在成為創新大國的過程中，通過技術創新、商業模式創新、產業創新和以股權投資母基金引導社會資本投入方向，形成合力來加大戰略新興產業的成長步伐，爭取彎道超車后來居上。要加快在資源能源、廣電、文化、醫療、教育等壟斷行業或過度壟斷領域的改革、開放步伐，引入民間資本和資本市場力量，加快形成健康產業、老年護理產業、文化產業、創意產業等新的產業鏈、價值鏈和新興產業群，釋放出巨大的產業能量和活力。要通過4G建設、高鐵主干網建設、城鎮化建設和航天軍工民用化，帶動移動互聯網、綠色建筑、高端裝備產業和新材料的發展。應推出有利并購重組的政策，以及通過資本市場功能的發揮促使產業、行業間資源重新有效配置，改善經濟整體質量。
5.減稅。應以結構性減稅作為現階段宏觀調控和財稅政策的重點和亮點之一。結構性減稅是激發市場主體“兩創”活力并以經濟杠桿引導結構優化、方式轉變的代表性機制之一。稅外負擔的減輕需與減稅相互結合與協調。稅制的總體優化需在遠景上按現代社會、現代國家發展目標模式，近景上適應各發展具體階段上的要求與制約，納入財政、經濟、行政和政治體制配套改革，積極有序推進。
6.減少行政審批。我國各級政府大大小小的行政審批不僅導致各類尋租腐敗行為，更重要的是增加了企業經營的不確定性和交易成本。未來中國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升級，不可能再指望產業政策對幾個支柱產業或戰略性新興產業和國有企業的扶持來實現，更多的是需要通過廣泛的創業和創新活動來實現，而這類創業和創新活動的主體，必然是遍布各地和各個產業的中小企業。為了促進中小企業的創新和創業，必須大大減少不合理的政府行政審批項目，加強對私人產權的依法保護，花大力氣改進企業的營商環境。國務院最近減少行政許可事項的改革，以及廣東省減少行政審批事項，開展以“三打兩建”為主要內容的建立具有國際水準的營商環境的努力，是一個有遠見的開端，需要進一步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