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李克強總理上任后的首次歐洲之行選擇德國和瑞士的背后邏輯來看，并不僅像外界所言是看中了這兩國經濟上穩定，擁有足夠的能力和影響力，地理上處于歐洲心臟位置等共同點，而是暗含著試圖從當今世界主要發達經濟體中經濟增長質量最高、發展步伐最穩健的德國那里汲取經驗之意。
誠然，就中德兩國的國情和經濟基本面而言，差異確實巨大。但這并不妨礙中國從德國經濟發展中汲取經驗。數據是枯燥卻又是最具說服力的。從2012年中德兩國的經濟數據來看，13.7億人口的中國，創造的國內生產總值（GDP）為8.3萬億美元（此說也許并不準確，因為中國GDP總量中有一部分是在華外資企業創造的），而0.83億人口的德國，卻創造了3.4萬億美元的GDP。有人說，如今中國的外匯儲備就相當于德國的經濟總量。這是缺乏經濟常識的解讀，不能以此說明中國經濟力量有多強大。況且，德國一向被視為有效經濟增長的標桿。
光看出口總額，中國確實領先德國一大截，兩國去年的出口分別為2.02萬億美元和1.49萬億美元，不過，若就出口結構和價值鏈獲益程度而論，中國顯然落后德國很多。德國出口領域主要包括電子、航天、汽車、精密機械、裝備制造和軍工，多年來，品質優良、技術領先、做工細膩的德國產品不僅為德國在全球范圍內贏得了良好的出口聲譽，更使德國從中獲益良多，而且德國出口所需的資源主要從外部獲取。單就汽車出口一項，去年德國汽車及零配件的出口總額即達到1900億歐元，占德國當年出口總額的17.3%，成為德國最重要的出口商品。相形之下，中國盡管坐擁世界第一出口大國，但從成本收益角度分析，其實際價值卻遠遠小于德國。出口數據表面輝煌的背后，是國內資源的天量消耗和對環境的巨大破壞以及處于價值鏈低端環節的出口分工地位。
另一方面，得益于勤勉和創新精神。過去10年間，按單位勞動力成本衡量，德國的競爭力提升了20%，而南歐國家的競爭力不僅沒有進步反而倒退，這使得德國公司不僅在全球與區域市場競爭中將許多歐元區伙伴拋在身后。不僅如此，德國對待金融發展和社會福利保障制度的理性以及真正的民富國強，也特別值得中國學習。如今，盡管英國依然是歐洲首席金融強國，但握有歐洲最強大實體經濟的德國，不僅是歐洲事實上的金融政策中心，而且是整個歐元區的經濟穩定器。某種意義上說，依然未能擺脫主權債務危機的歐元區的下一步走向，既要看深陷危機之中的區內國家能否從“金融化享受”和“福利資本主義”泥坑中早日上岸，更要看德國的態度。
當然，德國經濟也有它的難題，例如勞動力成本上漲，企業利潤率降低以及企業研發投入不足等，但就全球經濟競爭與產業變遷趨勢而言，至少在未來相當長一段時期內，德國都是處于頂尖層面的經濟高手。而總結德國經濟發展經驗，除了一般意義上的經濟社會制度改革，保持高端制造業競爭優勢，堅持擴大內需以及國民的勤勉創新之外，從國家經濟哲學的視角分析，德國從普通市場主體到企業家乃至政界領袖，其嚴謹求實的經濟發展理性卻是最樸素，也是最值得中國借鑒的經驗。
德國人深知，握有金融主導權的美國盡可享受金融紅利，但長期而言只會飲鴆止渴。其實，在1990年以前，以制造業為代表的實體經濟在美國經濟中的比重一直超過金融業。但在經濟金融化邏輯安排下，美國經濟活動的中心偏離了物質產品的生產，而集中到金融資產的管理、流動和增值上來，結果是以金融為代表的服務業的發展速度遠遠超過實體經濟。1999年，美國國會通過的金融服務現代化法案規定，只要銀行能操作充足的資本，就允許其擴大服務范圍和拓寬業務領域。于是，在金融自由化的號角下，以高盛、摩根士丹利、花旗為代表的金融機構不斷擴充實力，金融衍生產品層出不窮。與此同時，美國不斷地把制造業向境外轉移，經濟的虛擬化程度大大提高�？梢�，經濟金融化既可把美國經濟推上云端，也會成為美國經濟走火入魔的重要推手。擁有世界一流的商業銀行體系的德國盡管也很重視發展金融業，但在全身密布哲學理性的德國人眼里，金融再重要，也不能取代制造業的戰略地位，至多是助推實體經濟發展的轉換器。于是，深耕制造業，加大技術研發，升級人力資本以及建立匹配經濟發展的社會福利制度，成為德國政府的施政重點，由此奠定了德國在今日歐洲的一枝獨秀局面。
在中國經濟遲遲未能實現戰略轉型的微妙時間當口，在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面臨諸多約束條件的今天，筆者認為，我們尤須冷靜思考中國經濟下一步發展的邏輯，切勿亂開藥方、亂服補藥，理應在最大限度釋放改革紅利的同時清除經濟發展沉疴，以確立適合中國經濟發展的理性路徑。在此過程中，應當汲取德國經驗。
中國經濟下一步發展路徑正漸漸清晰：在清除改革發展阻力的前提下，緊緊圍繞經濟戰略轉型，確立以政府自身職能轉變為中心的改革框架，真正建立服務政府、高效政府和責任政府，厘清政府、企業和市場的邊界，盡快實現要素價格市場化，營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以激發民間投資熱情，激活民間營商稟賦。按這條發展路徑的要求，我們應在民富國強的發展目標指引下，盡快糾正以往經濟和社會發展過程中財富蛋糕切割與分配不均的做法，通過加大制度執行力，實現財富積累由政府、企業和少數富人向民生福利的有序轉移；切不可在在實體經濟基礎不很鞏固的情況下就迫不及待地向服務經濟轉型，將更多的經濟資源投入到易受國際市場影響與國際資本控制的金融產業中，投入到不少地方官員連基本概念都搞不清楚的新型城鎮化中去。否則的話，不僅欲速則不達，更有可能在重心不穩、經濟免疫力不強的情況下，再次吞下經濟扭曲增長的苦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