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三到五年，受發達經濟體債務危機、全球性寬松貨幣政策、國際金融監管制度改革及各國經濟實力變化等影響，國際金融環境仍將“動蕩不定”。主要表現為危機短期內難以徹底解除，大宗商品價格難以預料，短期資本流動更加頻繁，國際主要貨幣幣值有競相貶值之虞，國際貨幣體系日益走向多元化。我國既是影響國際金融環境變化的一個重要因子，也是其重要作用對象。由于全球性資金富裕，我國企業的外部融資環境將會明顯改善，但是國家所面臨的輸入性通貨膨脹壓力和“熱錢”沖擊將加大。對此，我國既要繼續推動金融改革開放，又要進一步完善金融監管制度，密切跟蹤大宗商品價格和國際“熱錢”走勢；同時，利用好海外融資渠道，積極推動國際金融治理的改革與合作，為我國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型服務。
——歐、美、日嚴重的財政債務問題
2008年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金融流動性危機，已經轉化為歐美日等發達經濟體內部日益嚴重的財政債務風險。對于不同的經濟體，風險的表現方式有所區別。在歐洲，2009年末以來希臘、葡萄牙、西班牙、愛爾蘭、意大利等國接連爆出主權債務問題。這些國家的政府債務負擔遠遠超出了其承受范圍，引起了國家違約風險。
美國的債務問題主要表現為債務上限約束與為經濟復蘇而采取的財政激勵計劃之間的矛盾。為了推動經濟復蘇，美國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財政刺激措施，包括減稅，加大對醫療衛生、能源、教育、基礎設施、失業救濟等領域的財政支出。這些措施使得美國的債務上限不斷被突破，財政負擔日益沉重。從2007年9月至2011年8月初，美國先后7次提高債務上限。最新的債務上限規模為16．394萬億美元。
日本債務問題由來已久。自上個世紀80年代末經濟泡沫破滅以來，日本的公共債務比率長期處于上升態勢。到2011年初地震和海嘯之前，日本公共債務相當于GDP的228％。
IMF2012年10月份的報告顯示：2012年日本政府債務總額將達到GDP237％的規模。
——全球性寬松貨幣政策
2008年危機爆發后，為挽救美國金融體系，美聯儲于當年11月啟動了第一輪量化寬松政策（QE1），QE1共耗資1．725萬億美元，開啟了全球寬松貨幣政策時代。之后，于2010年8月推出了第二輪量化寬松政策（QE2）。歐債危機爆發以后，其他國家也將低利率和（或）量化寬松作為刺激經濟恢復增長的重要手段。2012年6月底開始，主要經濟體的寬松貨幣政策密集出臺。包括最近的日本無限量寬松貨幣政策。
歐美日新一輪的寬松貨幣政策具有兩大共同特征：一是沒有上限。在推出OMT（直接貨幣交易）時，歐洲央行明確表示對購入債券沒有數量限制。美國QE3雖然規定了每個月購買機構抵押貸款支持債券的規模，但并未規定結束時間，這意味著總規模沒有上限。日本央行購入金融資產也是無限量的。二是與經濟發展狀況掛鉤。發達國家的貨幣政策通常與通貨膨脹率掛鉤。而此次，OMT與歐元區國家的舉債成本掛鉤，當受困國債務成本上升到一定程度后，該計劃就會進入二級市場購買該國債券，以降低其債務成本。QE3的推出，則是美聯儲第一次將救助計劃與經濟發展目標——失業率和經濟復蘇聯系起來。
——國際金融監管制度改革
此次金融危機充分暴露了發達經濟體以及國際層面在金融監管上的漏洞和缺陷。為避免重蹈覆轍，歐美等發達經濟體積極推動本經濟體內部的金融監管體制改革。
2010年7月，美國政府通過了《華爾街改革和消費者保護法》。該法案主要包括建立消費者金融保護局和金融穩定監督委員會，改革高管薪酬及企業治理結構，加強對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衍生產品、對沖基金、評級機構和私募基金的監管等措施。2010年9月，歐盟成員國財政部長通過了泛歐金融監管改革法案，積極推動監管體制的一體化。
2012年12月13日歐盟財長會議最終就歐盟銀行業統一監管主體達成協議。歐洲央行獲得授權，負責監管至少200家歐元區的大銀行，并在危機發生時可以對小銀行進行干預。
與此同時，二十國集團、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也在國際層面努力建設金融監管新框架。
2009年4月2日召開的G20倫敦峰會明確提出：重新構建監管架構識別和應對宏觀審慎風險；擴大金融監管范圍，將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市場和工具納入審慎監管范圍；改進金融機構的薪酬機制；提高金融體系資本質量和數量，遏制杠桿率累積；改革國際會計規則，建立高質量的金融工具估值和準備金計提標準等。巴塞爾委員會發布了一系列國際銀行業監管新標準，統稱為
“第三版巴塞爾協議”（“BaselⅢ”），強化資本充足率監管標準，引入杠桿率監管標準，建立流動性風險量化監管標準，并強化風險管理實踐。
——國家間經濟實力的變化
各經濟體在國際金融格局，尤其是國際貨幣體系中的地位根本上是由其經濟實力決定的。在由中心國家、核心外圍和外圍經濟體三個層級構成的國際貨幣體系中，中心國家的國家實力強大，其貨幣是主要儲備貨幣，其匯率制度被核心外圍國家跟隨，如金本位時的英國和金匯兌本位之后的美國。核心外圍經濟體的實力很強，貨幣也是儲備貨幣之一，匯率制度與中心國家保持一致，如金本位時的法國、德國、俄羅斯和當前的歐盟。這些經濟體擁有不容忽視的影響力。外圍國家的經濟實力不強，是國際貨幣體系規則的接受者，對國家貨幣體系的影響很小，如眾多發展中國家。這三個層級之間的界限正在發生變化。在經濟全球化過程中，越來越多的經濟體進入到國際貨幣體系當中，新興經濟體近年來對國際貨幣體系的影響力不斷提高。因保持了30余年的高速增長，我國在國際貨幣體系這個機體中正在從外圍向核心外圍轉變。作為國際貨幣體系的一份子和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我國關于金融改革開放的任何舉措，都將深刻影響國際金融格局的長遠變化。
在經濟復蘇放緩的情況下，發達經濟體的債務危機難以在短期內徹底解決。市場充裕的資金不是沖向商品市場，就是沖向資本市場，或者二者皆有。大宗商品價格將更加難以捉摸，短期資金跨境流動將更加活躍，匯率波動將更加頻繁。
“動蕩不定”將是國際金融環境未來3—5年的主要特征。與此同時，國際金融監管和治理的改革將進一步推進。
——危機徹底解除尚需時日
不管是發達國家的寬松財政貨幣政策，還是國際范圍內的金融監管體系改革，均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金融危機對世界經濟的危害，但由此引發的發達經濟體財政債務風險難以在短期內得到徹底解決。美國2012年下半年的“財政懸崖”問題充分顯示出發達國家在解決危機方面的兩難境地：要刺激經濟復蘇，必須承受債務負擔加重的風險：否則，將遭受經濟下滑的惡果。如何解決好債務問題將成為未來3—5年困擾發達經濟體的共同難題。
歐債危機不但拖累了2012年世界經濟復蘇的步伐，還將是2013年世界經濟復蘇的最大不利因素。而且，財政一體化等制度變革需要歐元區以及歐盟成員國在艱苦談判中共同努力。預計歐債危機徹底解決的時間不會少于3—5年。期間，如果高失業率一直持續，債務危機極有可能轉化為社會危機。
日本的公共債務率是全球最高的，潛在風險巨大。由于日本公共債務90％以上由國內投資者所有，一旦日本國內私人部門無法支撐繼續增加的債務負擔，而國外又尋找不到新的支撐力量，債務危機將對日本經濟造成毀滅性打擊。
——大宗商品價格走勢難以預料
理論上，寬松貨幣政策意味著市場上流動性的增加，雖然在短期內會促進經濟增長，但長期來看將推動物價上漲，形成通貨膨脹壓力。由于美元、歐元的國際貨幣地位，美、歐的寬松貨幣政策推動全球價格水平的提升。在美國推出第一、第二次寬松貨幣政策的3—5個月后，初級產品價格指數迅速提高。
但是，大宗商品價格是否會如前一樣大幅上漲，還要視大宗商品市場的供求關系而定。從目前對2013年全球經濟走勢的種種預測來看，全球對大宗商品的需求有望回暖。大宗商品價格仍有可能處于高位。即便不再處于高位，由于全球流動性在今后較長時期內處于過剩狀態，未來3—5年大宗商品價格的震蕩將更加頻繁，幅度也只會大不會小。
——資金短期跨境流動將異常活躍
隨著新一輪寬松貨幣政策的集中出臺，近期大量熱錢涌入新興經濟體，其中亞洲成為首選地。中國香港在本輪熱錢沖擊中尤其值得關注。由于大量短期資金涌入，香港金管局在時隔三年多后，于2012年10月20日首次干預匯市。截至2012年12月21日，金管局在兩個月左右的時間里已經連續28次干預市場，向市場累計注資1071．93億港元，超過了QE1期間992億港元的規模。至2012年12月27日，香港銀行體系總結余規模達到2558．5億港元。
大量熱錢的涌入推高了當地資產價格。香港恒生指數于2012年9月6日止跌回升，并呈現持續上漲態勢；泰國股市2012年上漲約28％；菲律賓股市上漲約24％；印度股市上漲約23％。
“熱錢”逐利而動，在一個市場獲利后，總是不斷尋找下一個目標。由于發達經濟體向國際市場注入流動性的舉動尚未結束，資本短期跨國流動將異常活躍。
——主要經濟體貨幣易陷入競相貶值的境地
貨幣貶值可以在短期內提高出口的價格競爭力，有利于改善國際收支狀況，促進國內經濟復蘇。為了恢復經濟、走出危機，主要經濟體傾向于維持貨幣弱勢。寬松貨幣政策是推動貨幣貶值的有力武器。
2012年9月，美元實際匯率指數開始下降，12月對主要貨幣的實際匯率指數已降至82．55；日元實際有效匯率也開始由100以上下降到12月的93，日本政府更希望未來幾年日元繼續貶值，以推動日本經濟走出通貨緊縮的泥沼。
與此相對照，2012年俄羅斯盧布實際有效匯率上升了5．7％；巴西雷亞爾實際有效匯率上升了13．4％。為了避免政策套利，也為了保持本國商品的國際競爭力，新興經濟體在發達經濟體實施寬松貨幣政策后，也“被寬松”地增加了本國貨幣的供應。于是，發達經濟體希望本國貨幣貶值、新興經濟體維持本國貨幣幣值的努力，極易導致外匯市場匯率的劇烈波動。
——國際貨幣體系顛覆性調整可能性不大
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后，國際貨幣體系的不斷改革并未改變美元主導地位。此次金融危機在美國首先爆發，誘發了國際社會對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強烈要求。毫無疑問，未來我們需要的貨幣體系是：既能滿足國際交易的支付需求，又能避免和有效化解金融危機；既能保持全球化勢頭，又能獲得全球平衡。但是這種改革并不會顛覆美元的中心貨幣地位。在可預期的時間內，還沒有哪個國家能夠擁有比美國更強大的吸納國際商品、資金、人才的能力，以及更強大的軍事實力。而且，任何國際貨幣體系的改革方案，如果沒有美國的支持，將會止步于討論階段。短期內最為現實的選擇是繼續推動儲備貨幣的多元化，與此同時加強特別提款權的作用。
國際金融環境變化對我國的影響既有機遇，如企業的海外融資環境向好，我國在國際金融格局中擁有繼續提升的空間；也有挑戰，如輸入性通脹壓力加大，可能成為“熱錢”沖擊的重點目標。挑戰如果應對得當，也會成為機遇。
——我國企業的海外融資環境向好
國際金融環境變化的影響是深刻的，且不僅僅局限在金融領域。由于發達經濟體的債務危機難以短期內解決，國際商品市場便難以迅速好轉，我國出口企業仍將面臨不小的壓力。但是企業的外部融資環境卻極有可能得到改善，原因主要在于兩個方面：一是，寬松貨幣政策環境下，外部資金充裕，企業的海外融資成本低；二是，雖然有些企業曾因不熟悉規則以及個別國家有意打壓，在境外資本市場受挫，但未來中國元素仍將使我國企業成為國際資本投資的優質客戶。
——輸入性通脹壓力加大
全球通貨膨脹的壓力雖然主要由美、歐的寬松貨幣政策帶來，但卻要由包括新興經濟體在內的發展中國家來承受。美國的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變動幅度遠遠小于金磚5國，即便在實施了量化寬松之后，情況也是如此。
我國目前經濟發展放緩，如果發生輸入性通貨膨脹，將對我國出口競爭力產生負面影響，從而打擊國內經濟的穩定發展，壓縮我國宏觀經濟政策空間。以往的研究表明，由于我國對外貿易額在世界商品進出口中的占比為10．5％（2011年），且短期資本項目仍存在較為嚴格的管制，我國與全球價格之間的鏈接主要是通過貿易渠道來實現。全球商品價格對我國出口價格有明顯的影響。一旦外部大宗商品價格上漲，將降低我國出口的競爭力。
——我國可能成為“熱錢”沖擊的重點目標
香港通常被認為是國際“熱錢”進入大陸市場的跳板，從大量熱錢流入香港來看，國際“熱錢”對中國市場熱度不低。隨著我國資本項目開放的穩步推進，“熱錢”進入國內市場的渠道也將隨之拓寬。目前，合格的境外機構投資者（QFII）和人民幣合格境外投資者（RQFII）是境外短期資金進入國內的兩大合法渠道。
2012年這兩大渠道的規模均大幅提高。截至2012年底，QFII的投資額度達到374．43億美元，RQFII的投資額度達到670億元人民幣，較2011年底分別增加了近160億美元和570億元人民幣。
——我國在國際金融格局中的地位加速提升
目前，我國正深化金融體制改革。各項改革措施不僅能夠使金融業更好地服務國內經濟發展需要，而且將進一步提高我國金融機構的國際競爭力，并提升人民幣的國際地位，從而推動國際金融多極化和金融全球化的深入發展。
對策建議
——堅定不移地推進金融改革開放
金融改革開放不應因外部金融環境變化所帶來的挑戰而停步。其重點既包括繼續推動金融領域的市場化和商業化改革，如提高利率市場化水平，完善更有彈性的匯率制度，推進金融機構的商業化等；又包括大幅擴大金融領域的對內對外開放，如降低金融行業的準入門檻，建立有利于金融創新的制度環境，持續提升資本項目的開放水平等。
——加強金融領域對內對外監管水平
加強金融監管改革是未來全球金融領域的一大趨勢。當前的國際金融監管改革在以下四個方面存在明顯的趨同性：一是限制大型金融機構的冒險行為，切實保護消費者權益；二是解決“大而不能倒”問題，防止系統性金融風險；三是提高金融機構的流動性；四是加強中央銀行在監管中的作用。在這種情況下，我國在推動上述金融領域改革開放過程中，也必須注重對大型金融機構的監管，加強對金融消費者的保護。此外，密切監控跨境資本流動與匯率變動情況。在出口乏力的形勢下，要防止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被動大幅升值，需要視情況調整對外匯市場的干預管理力度。
——利用好海外融資渠道
在金融全球化的環境中，即便是資金最充裕的國家，也需要將綜合運用境內外資金作為提升效率的重要手段。當前，不但那些“走出去”的企業需要利用好海外融資來進一步擴大境外直接投資規模，尚未“走出去”的企業也可通過海外上市、引入境外戰略合作伙伴等手段提高對海外融資的使用。有關部門可通過提供海外融資信息、加強國際金融規則方面的教育培訓等方式，幫助企業提升綜合運用境內外資金的能力。
——密切關注大宗商品的價格走勢
首先，要防止輸入性通貨膨脹對國內經濟的沖擊。國內在擴大進口平衡國際收支的同時，可以利用國家戰略物資儲備調節機制、國內價格穩定機制等手段降低輸入性通貨膨脹的負面影響。
其次，要積極推動國際社會加強合作，共同應對全球性通貨膨脹對發展中經濟體的沖擊。針對歐美大規模寬松貨幣政策對全球大宗商品價格穩定的負面影響，國際社會應加強合作，共同應對。尤其是考慮到全球性通貨膨脹對發展中經濟體的沖擊大于發達經濟體，在合作中應呼吁發達經濟體在穩定全球物價水平方面承擔更多責任。
——積極推動和加強國際貨幣體系改革方面的國際合作
雖然國際貨幣體系由中心國家主導，但廣泛的國際協作必不可少。我國可利用對國際貨幣體系影響力的提升，積極推動以下三個方面的國際合作：一是支持國際貨幣向以美元為主的多元化方向發展。我國可按“相機抉擇”原則，穩步推動人民幣走向國際。人民幣成為國際貨幣既是這一趨勢的主要內容，也是我國積極參與更加穩定的國際貨幣體系建設的主動選擇。二是在保持穩定的前提下，支持匯率的有序變動。三是支持“集體保險”制度的進一步完善，降低“自我保險”規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