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到西部幾個省市調研城鎮化問題，感觸良多。
新型城鎮化是新四化（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的核心，一化托三化，是個重大機遇。對中國，是擴大內需的最大潛力；對世界，這提供了龐大的市場。新型城鎮化更是個改革命題，可通過制度創新、體制改革打破束縛發展的條條框框，進一步增強經濟內生動力，激發民間投資活力，促進社會公平正義，改善民生。新型城鎮化是一個開放命題，意味著中國向世界更加開放，國內不同區域之間更加開放，國內統一大市場更加完善。新型城鎮化與中國夢是一致的，不是割裂的，這一點殊為重要。要實現國家富強、民族復興、人民幸福和社會和諧的中國夢，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新型城鎮化是一條重要路徑，是實現中國夢的重要基礎。
歐美的城鎮化經歷了兩三百年時間。中國的情況有所不同，城鎮化往往被當作促進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抓手，并以此來推動現代化進程。因此，在中國，城鎮化既可能是一種結果，也可能是一個過程。我們沒有必要拘泥于“結果論”來看待中國的城鎮化。
新型城鎮化“新”在三個方面：更加強調以人為本，償還歷史欠賬和反哺農民至關重要，更加強調發揮市場的作用，更加強調制度創新，遇山開路，遇水架橋。新型城鎮化是未來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總抓手。改革的核心是簡政放權，放松管制，制度創新。簡政放權，短期可以穩增長，長期可以調結構。改革會形成預期，塑造經濟內生動力，激發民間投資活力。
地方政府對推動改革在態度上是積極的，在行動上是支持的。國務院推動審批權下放，調整宏觀管理思路，容忍經濟下行倒逼結構調整，不搞政府性投資刺激，改善對社會組織的管理，地方政府持歡迎態度，認為改革的春天已經來了，改革步子不是快了，而是慢了。今后十年十分關鍵。新型城鎮化的頂層設計固然重要，但是頂層設計也要與地方實踐相結合，特別是要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中央設定原則、方向、標準，各地根據本地區的實際情況，允許地方政府先行先試，探索城鎮化的具體模式。
在土地確權和交易、土地資源使用、戶籍管理、國有資本管理和使用等方面，一些地區已經走出了很有特色的路子。例如，陜南在推行城鎮化的過程中引入市場機制解決避災、扶貧和生態保護等問題，是生態脆弱和貧困地區實現城鎮化的有益嘗試。陜西省地方國有企業拿出部分資金支持城鎮化建設、保障房建設，是國有資產收益服務于本地經濟發展的一種新模式。成都的土地指標交易也很有創新，在堅持土地公有和政府壟斷土地一級市場的前提下，實現土地“占補平衡”，實現土地使用權流轉，提高農民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比例。家庭農場已在各地出現很多形式，一些鄉村的“能人”搞適度規模經營，資本下鄉，有聲有色。
簡政放權出活力。對一些領域的管制，既沒有必要，也增加交易成本。有些部門幾個人管一大攤子，不可能管好。有些領域的管理部門幾十個，交易成本太高。放松對投資項目審批、低空空域通航、教育醫療金融信息等服務業領域的管制，就是釋放產業活力，吸引社會資本進入。目前省一級政府已在研究下放審批權的具體措施，但如何放，放到哪一級，還需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放是主流，但也要避免以往出現的“一放就亂”。
中國是個大國，規模本身既是優勢，也是劣勢。所以，在經濟發展戰略上，還應多發揮地方的積極性，實現經濟發展的多中心治理。因此，改變對土地財政的依賴，需要進一步理順中央和地方財稅關系。調整分稅制，實現財權和事權的匹配，還需要給地方政府更大財權，中央財政兜底基本的民生安全網，各地在此基礎上提高民生保障水平。
新型城鎮化建設帶來旺盛的產業和基建投資需求。有人認為要遏制地方的投資沖動，這種看法，筆者以為要理性看待。投資需求客觀存在，且空間很大，不是不要投資，而是要用可持續的辦法。地方債務的核心不是債務本身，而是可持續性。中央監管部門需要堅守住這條底線。筆者一再強調，不要以京、滬、深的眼光去看待中西部地區，看待農村，廣袤的中西部地區和農村地區的基礎設施仍然需要大幅提升。
當然，地方政府激烈競爭所帶來的負面作用需要引起警惕。地方政府之間的競爭是中國經濟發展的一種特有現象，突出表現在城市之間。這種“浪費型競爭”，既帶動了區域經濟的發展，也催生了大量的產業同質、重復建設問題。如果不盡快改變地方官員的政績考核體系，招商引資上項目，跑“部”前進，各顯神通的局面就還會持續下去。城市之間，應該更多通過投資環境、生態環境、服務環境來競爭。目前，各地軟環境的競爭太軟，主要還是產業、園區等硬環境的競爭。一些地區以推動新型城鎮化為名，只鋪攤子，沒有公共服務，只做面子工程，不做里子建設，這是需要高度關注和著力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