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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最新公布的數據，今年全國大學畢業生數量將達699萬人，創我國有史以來最高紀錄。十年前的2003年我國高校畢業生總數為212萬，當2009年畢業生數量突破600萬后，十年高校擴招的后果終于在今年達到了小高潮。正如最近李克強總理在國務院電視電話會議上所警告的，在解決創紀錄數量的高校畢業生就業方面，中國面臨空前挑戰。高校畢業生的就業是個得不到妥善處理就會嚴重影響社會穩定的高度敏感的社會性難題。以高校密度較高的京滬為例，截至5月1日，北京高校畢業生簽約率為33.6%，上海教委提供的數據則顯示，截至5月10日，上海高校畢業生總體簽約率為44.4%，比去年同期下降2個百分點。
改革是要有成本的，社會轉型也是有代價的。
這些年來，一方面是我國正式跨過了劉易斯拐點，大量技術工人的短缺和工資上漲的要求嚴重侵蝕了所謂“中國制造”的成本優勢，另一方面則是大量寶貴的人力資本由于種種原因和社會發展的需求脫節，造成大量的錯配和浪費。從經濟轉型和社會變革的角度看，如果說棄舊從新，實現經濟模式轉換，會導致機器的重置，資本的重新積累等社會資源浪費的話，這些損失和人力資本的損失還是無法比較的。青年一代是我們最可寶貴的財富，是我們能不能在未來幾十年保證中國宏觀經濟穩中有進地向前發展的最為重要的資源。讓大學畢業生盡快地融入勞動力大軍之中，保障青年人的就業，是我國經濟社會長期持久發展的重要基石。要想有效地吸納這些新增勞動力，則需要經濟蛋糕的進一步做大。換言之，這也正是我國現階段經濟發展中既要強調“調結構”又要注重“保增長”的根本原因。
回過頭來看，通過保住經濟增長穩定就業市場也是2008年我國推出四萬億經濟刺激計劃和十大產業振興計劃的重要理由之一。筆者無意討論四萬億經濟刺激計劃的是非功過，只是想說，保持經濟增長來實現經濟轉型的平穩有序無疑是經濟發展成敗與否的關鍵。根本無法想象，一個青年人無法充分就業的社會能有序實現社會轉型過渡。歐洲的法國，西班牙，葡萄牙，希臘等國家由于債務危機和勞動力制度的僵化導致青年人失業率過高，已嚴重傷害了其經濟長期增長的潛力，并給其通過財政緊縮調整經濟結構的政策帶來了越來越大的阻力。事實上，歐盟對于繼續嚴格執行緊縮政策的強硬立場已發生了微妙轉化，不管是政治家還是歐洲央行的官員，都已明確表示僅靠嚴格的緊縮政策，是無法把歐洲拖出經濟衰退的泥沼。而美聯儲衡量經濟是否重回內生增長的標準更是嚴格緊盯失業率數字，一再表示只有當失業率低于6.5%之時才會考慮停止大規模的刺激計劃。
我們需要注意的是經濟政策的制定不能為了保增長而增長，更不是把完善大學畢業生就業作為一場運動來搞“一風吹”。那樣的話，不僅無助于我國經濟結構的調整，反而會進一步加劇過剩產能和寶貴人力資源的浪費。不論有多大困難，都要堅定不移地“穩中求進”，把工作重點放在結構調整之上。因傳統行業的縮減而導致的勞動力結構性需求下降，無疑是經濟結構轉型的成本之一。對此，出路只能是快速修正我們的高等教育體系，專業結構和社會再培訓體系。無可否認，這些措施本身發揮作用也需要時間，有遠水不解近渴之嫌，可這是我們非得承受不可的代價。
近日有媒體報道，上海青浦區城管招聘面試中出現了2名博士，119名碩士的豪華陣容。其中不僅僅有來自“211”的大學畢業生，還有來自復旦、交大和浙大等“985”高校的畢業生，更有留學英國歸來的碩士。筆者絕無小看城管職業之意，將此作為問題提出來，只是想提請社會各方反思，為什么會出現大學畢業生“千軍萬馬”沖擊公務員考試的現象？名校生何以如此熱衷得到一個公務員身份？
依據經濟學的基本理念，經濟人的理性思維會驅使他們做出符合自身利益的選擇。真想改變大學畢業生對于公務員和國有企業的“厚愛”，真想讓更多大學畢業生選擇回鄉創業，選擇到祖國的中西部去，到祖國最需要的“新西蘭”（新疆、西藏和蘭州）去干出一番事業，就不能不從制度變革上動真格，從根源上化解壟斷國企，公有經濟，公務員群體相對于社會其他行業過多的優勢。不斷在前進道路上釋放制度紅利，是過去三十多年來改革開放獲得巨大成果的成績的主要原因。現在到了在歷史新階段釋放新的改革紅利，在基本利益保障上給予志存高遠有更高理想的青年人更多的關懷和溫暖。
筆者因此認為，如果我們能在公務員制度改革，減員增效，廢棄不必要的行政審批，降低壟斷行業的行政審批門檻上早日取得成效，為非公部門創造更多增長機遇，那么高校畢業生就業難的問題就會在根本上得到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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