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50人論壇、新浪財經和清華經管學院聯合舉辦的新浪·長安講壇第232期日前召開。論壇成員、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副院長白重恩發表了題為“收入分配與經濟增長”的主題演講。白重恩說，國民收入在居民、企業和政府三部門間不同的分配比例會帶來不同的投資效率，從而影響經濟的增長速度。過去30年，中國經濟增長主要依靠的是人口紅利，但是從2008年開始，投資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投資比重的增加不可避免地帶來了投資效率的下降，會導致近年的經濟增長勢頭不可持續。為了保證未來經濟平穩可持續增長，應該降低企業和政府可支配收入在經濟中的占比，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有效的辦法包括：增加居民的財產性收入、加快利率市場化速度、降低社會保險的繳費率、發展服務業、促進各種所有制企業更加公平的競爭。
談收入分配問題最終關心的不是收入，而是關心這些收入能做什么。如果有很多收入，但是不能消費，那也沒有用。
講收入分配與經濟增長問題，白重恩首先強調，收入分配有兩大方面的問題需要研究，一是居民間的收入分配問題，二是居民、企業與政府三部門間的收入分配問題，他主要談后一個方面的問題。他說，講收入分配的問題，很多人關注的是居民間的收入差距，但是在這里要講的是收入分配格局問題。
跟收入分配格局有關的第一個概念是要素分配，也就是說國民收入在勞動者報酬與資本報酬，以及生產環節中的凈稅收這三者之間的分配。
其中，生產環節中的凈稅收主要包含流轉稅，比如說增值稅，營業稅等等，以及企業的車船使用費等等，也就是說在企業生產環節中要繳納的稅收。但不包含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是再分配過程中征的稅。這三要素分配和三部門之間分配的關系在于，只有居民才是勞動者，所以所有勞動報酬歸居民，生產環節中的凈稅收歸政府，只有資本報酬在居民、企業和政府三者之間進行分配。
比如說企業的收益，除了成本以外剩下來的那一部分，可能要支付銀行的利息，然后銀行又給儲蓄者支付利息，于是企業的資本收入就通過銀行向居民做了分配。如果居民買了企業的股票，那么資本的收入也通過分紅成為了居民的收入。所以資本報酬的一部分分配給了居民，以利息、分紅或者居民本身所得的方式。再比如說個體勞動者所有的資本報酬就都是居民收入。
資本報酬也有一部分歸為政府。尤其在中國，有很多國有企業，國有企業的分紅除了分給居民以外，央企還要向國資委分紅，而給國資委的分紅就成為了政府收入的一部分。另外，盡管這種情況不是很多，政府也可能向企業貸款，所以資本報酬也會分給政府。這樣，資本報酬在居民、企業與政府之間分配以后，就形成了部門之間的初次分配。
然后再進行再分配，再分配包括居民向政府繳納的所得稅、社保繳費，政府也會向居民這邊轉移支付，比如說養老保險。如果是低收入的家庭，他獲得的低保也是政府對居民的轉移支付。企業和政府之間也有這樣的轉移支付關系，政府可能會支持某些企業來進行某些生產活動。比如說政府可能撥一筆資金對企業研發進行支持。
這些稅收、社保繳費以及轉移支付都進行完了以后，剩下來的各個部門的收入叫各個部門的可支配收入，包括居民部門可支配收入、政府部門的可支配收入以及企業的可支配收入，這就是收入在三個部門之間的分配。
至于經濟增長的問題，白重恩認為，首先要區分一組概念，就是經濟增長與經濟發展。
他說，發展經濟學課本的第一段就解釋為什么叫發展經濟學，而不叫增長經濟學。因為發展不僅僅包含著增長，還有很多其他的內容。比如說教育水平，是不是每個公民都獲得了比較好的教育，他不僅現在有比較高的收入，未來也有比較大的獲得收入的能力。比如說健康，如果有了很多收入，但是因為環境的原因，因為醫療制度的原因，健康水平很低，也不能說經濟發展非常好。
聯合國有一個人類發展指數，簡稱HDI，這里面包含的第一部分是人均收入，第二部分是關于健康水平的一些指標，比如說嬰兒死亡率、平均壽命，第三部分則是關于教育的指標。也就是說，考慮發展問題至少要考慮收入、教育、健康三個方面。其實在發展中，不僅僅要考慮這些問題，還要考慮收入在居民之間的分配是不是比較公平。
但是談收入分配問題最終關心的不是收入，而是關心這些收入能做什么。如果有很多收入，但是不能消費，那也沒有用。所以白重恩特別強調，國民收入增長并不代表居民消費能跟國民收入增長的速度一樣快。中國在2000年至2010年這段時間內，居民消費率有很大幅度的下降，從46%降到34%，就說明了這個問題。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只衡量國民收入的增長，而不考慮消費的增長，就不能說經濟增長給居民帶來了多大的好處。
收入的增長跟消費的增長是不一樣的，但是這兩個又有密切的關系。因為消費是國民收入(GDP)的一部分，有了國民收入才能有居民收入，居民有了收入才會消費，一般來說是水漲船高的關系。如果為了達到消費的最大化，就要適當的選擇投資率。因為經濟增長除了取決于消費，還取決于投資率和經濟增長的效率。
前28年效率的改善特別重要，后面的這幾年投資增長的速度更重要。這就很讓人擔心，這是不可持續的。
白重恩說，政府收入多了以后往往增加政府消費，就是增加政府的非投資性支出。政府的收入多了，但是政府并沒有全部拿去投資，那么因為政府投資形成的財富沒有居民希望的那么多，居民就還要投資，這是為什么收入分配會影響居民投資的一個因素。然而，居民往往不直接投資，而是通過金融機構，把錢放到企業那，由企業進行投資。政府的投資和居民通過中介來進行的投資，得到的回報一定不一樣，這也會影響居民的選擇。
企業和居民之間的關系也是一樣。企業的可支配收入多了，企業既不分紅，獲得的利潤也低，于是有很多的議論。因為當企業的可支配收入增加了以后，往往企業的支出就增加了，這跟政府消費增加是對應的。企業用自己的錢投資和企業通過銀行或者通過資本市場向居民借錢投資，效率也會有差別。有一個自由現金流理論，當企業有很多自由現金流的時候，它不需要找銀行借錢，投資不受到市場的約束，效率可能就不會那么高。于是居民也會覺得自己財富不夠，需要繼續投資來達到一定的要求。
另外，企業和政府之間投資的效率可能也不一樣，而且不完全可替代，于是不同的分配也會影響投資和消費。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盡管政府未來的財富在居民之間怎么分配不確定，但是如果這筆財富政府沒有收走，就形成了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居民拿去做各種各樣的投資，雖然不知道未來的回報確切是多少，但是知道回報一定歸自己。
以上這些原因就導致收入在三部門分配會影響居民的消費、投資以及投資的效率。
影響投資率和消費率最主要的因素，就是收入在企業、居民和政府三部門之間的分配。研究者往往還關心經濟增長的動力有多大，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有多強，這個跟效率有關，也跟三部門之間的分配扯上了聯系。
關于投資率太高對經濟增長可持續的影響，一個比較常見的說法是，政府想拉動經濟的增長的速度，但是出口不取決于政府，消費也不能直接干預，政府最容易影響的是投資，所以政府有很強的沖動拉動投資。這就是凱恩斯的理論，但這不是促進經濟可持續增長的方法。學經濟學的都知道，凱恩斯的理論只適用于短期。
以上是對三部門之間分配與經濟增長關系的介紹。總結來說：第一個，它會影響需求的結構；第二個，它也會影響投資的效率；第三個，它通過影響需求結構，間接影響效率。下面看一下中國的情況。
白重恩說，在講中國經濟增長的問題的時候，首先就要看中國過去增長的來源是什么。除了要素投入的增加，包括人力資源的增長和資本的增長，還有效率的改善。GDP的增長大致可以分解成三個部分，一個是人力資本的增長率；一個是資本產出比的增長率，資本產出比就是單位GDP所用的資本總量，不是單位GDP投資，因為投資只是資本的一部分，還有資本存量在；第三項是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率，這個非常重要，全要素生產率增長1個百分點會帶來GDP1.75個百分點的增長，它除了對GDP的增長有直接貢獻以外，還可以改善投資的效率，通過投資間接拉動增長。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增長的情況大致可以分成兩段，一個是2007年之前，一個是2008年及之后。1979年到2007年，中國以不變價計算的GDP增長率平均每年是9.8%，2008年到2011年是9.7%，基本上沒有變，但是增長的來源非常不一樣。前28年間人力資本增長速度比較快，平均每年2.7個百分點，后面的4年速度減慢了，只有1.8個百分點，這之間差0.9個百分點。前28年間，資本產出比基本上每年以0.2個百分點的速度增加，它帶來的GDP增長也差不多是0.2個百分點。也就是說，9.8%的GDP增長率中只有0.2%是來自資本的深化，也就是每個單位GDP所用的資本量，所以這個不重要。可是2008到2011年之間就很不一樣了，資本產出比以每年5個百分點的速度增長，帶來的GDP增長是3.8個百分點。與之相應的是，1979年到2007年之間，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速每年是3.8個百分點，帶來GDP增長是6.7個百分點。后4年全要素增長是2.2個百分點，帶來GDP的增長是3.9個百分點。
這也就是說，前28年效率的改善特別重要，后面的這幾年投資增長的速度更重要。這就很讓人擔心，因為要求單位GDP的資本使用量每年以5個百分點的速度增長，最后就沒有消費全部是投資了，這是不可能的事，所以這是不可持續的。
要想改善中國國民的福利，讓消費的比重更大，要想讓經濟再持續地增長，調整收入分配格局，讓居民可支配收入占的比重變得更高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
過去幾年，中國單位GDP的資本總量上升很快。除了中國以外，2009年全世界20個最大經濟體的平均投資率比中國少一半，中國是48%，那20個經濟體的投資率大概是23%左右。從回報率上看，白重恩測算，調整價格、稅收、折舊以后，中國實質的平均投資凈回報率1993年是15.7%，2010年的時候是5.1%，趨勢至少不令人樂觀。兩方面跡象都顯示，中國的投資率過高了。更嚴重的是，中國的儲蓄率更高，大概達到了50%。從經濟的結構來看，投資率這么高可能跟居民、企業和政府三部門之間的收入分配格局有關，這是當前需要考慮的問題。
全要素生產率也是前一段時間很好，但是2008年以后這4年不好。原因大致分三類，一類叫制度紅利，一類叫城市化紅利，或者是經濟轉型紅利，還有一類叫追趕者紅利。展望未來，制度紅利還在，還會持續，城市化紅利也還會有，但是城市化從數量上會減弱，速度一定是減慢的，當然質量可能改善。追趕者紅利也還有，中國經濟的發展離發達國家距離還很遠，而且有更有利的地方，就是因為教育的改善，中國人學習的能力在增強。30年前能夠直接跟世界上最領先的科學家、工程師交流的人非常少，現在隨便抓都能抓到很多人。但不利的是，30年前中國是一個很小的經濟體，那個時候可以向日本、韓國學習，搞外向型經濟，現在不能再這么做了，中國的經濟體量已經大到了足以影響國際商品價格的程度。所以追趕者紅利也有危險，中國除了需要向別人學習以外，還得自己創新。好消息是，跟30年前比，現在中國的創新能力是大大加強了，這是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個很重要的潛在亮點。在自己創新的過程中，大國就不再是一個負擔，而是一個紅利。還有就是，如果中國提高消費率，降低投資率，可能帶來效率的改善，這也屬于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范疇。
下面看一下中國的收入分配情況，因為上面講了，增長和收入分配有關系，如果居民收入太少，投資率就會太高，影響效率。消費率比較低的原因有很多，比如說社保不很令人滿意，比如說房價很貴，比如說收入分配不均程度比較高，窮人儲蓄率比較少，富人儲蓄率比較高。但是這些理論都是關于居民儲蓄的，數據顯示，其實居民的儲蓄率非常穩定。儲蓄率高的主要原因不是居民儲蓄多了，而是企業和政府的儲蓄多了。所以要想改善中國國民的福利，讓消費的比重更大，要想讓經濟再持續地增長，調整收入分配格局，讓居民可支配收入占的比重變得更高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
要想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就要知道它過去為什么下降。居民可支配收入包含勞動者報酬、財產性收入、從政府那拿到的轉移支付，但是在中國勞動者報酬占的比重在下降，居民財產性占的比重也在下降，那么就要進一步問，是什么造成了它們的下降。
第一個原因是經濟結構的變化，農業占GDP的比重逐漸降低，制造業和服務業比重逐漸上升，是造成勞動者報酬占比下降的最主要原因。據測算，勞動者報酬占比的下降，61%來自產業結構從農業向工業和服務業的轉型，30%左右來自于工業內部的變化，還有9%左右是其它因素造成的。農業中用的資本比較少，而且統計上沒有把土地的租金給單獨核算，全算入了勞動者報酬，所以農業中的勞動者報酬占的比重比較高。但是這個不能改變。
工業內部的變化主要有三個原因，一個是國有經濟的改制。以前國有企業里面的剩余勞動力多，所以國有企業勞動者報酬占的更高，現在相對低一點。另外國有企業勞動者報酬占比也高于非國有企業的勞動者報酬占比，隨著國有企業在經濟中的份額越來越小，它整體的勞動者報酬占比也就在下降。這兩個原因不應該改變，不能說為了增加勞動者報酬占比，就讓國有企業多留剩余勞動力。但是另一個原因可以改變，就是工業部門市場壟斷勢力增強。當市場的壟斷勢力加強，壟斷收入作為資本收入的一部分所占的比重就加大了，勞動者收入占的比重就會下降。
問題在于，除了還有10%沒有被解釋的以外，這三個解釋因素的比重是60%，20%，10%。也就是說，盡管壟斷勢力增加是一個因素，但是它占的比重只有十分之一而已。此外，有人提出可以通過增加工資來提高勞動者報酬占比，但是高工資的話就業增長的速度就會減慢，可能工資提高的速度要快于就業下降的速度，可能兩者抵消。
降低企業和政府可支配收入的占比，可行的辦法除了上面說的改善競爭環境，促進各種所有制企業更加公平的競爭以外還有四項，現在政府也在做。一個是通過增加企業分紅，增加居民的財產性收入；一個是加快利率市場化的速度，尤其是存款利率市場化的速度，不久前發布的收入分配改革的指導意見里面也強調了這兩點；另一個是關于社會保險的，要增加國企分紅，降低社保繳費率，提高社保基金的投資回報率；最后，發展服務業，因為服務業中的勞動者報酬占比高于制造業。
問：白老師，您好。您說到有深層次的東西跟經濟發展有關系，能不能具體談一談？
白重恩：這個就很多了。剛才我試圖講一些，比如說市場的運行是不是有效。至少我們勞動力的市場除了城鄉分割之外，基本上還是不錯的。但是我們的資本市場效率還是很有問題的，在配置資本的時候，不同的企業受到的待遇差別非常大。我們都知道國有企業獲得銀行貸款相對比較容易。如果有一些企業獲得資金比較容易，另一些企業獲得資金比較難，必然會影響效率。這是資本市場。再向下問，為什么國有企業獲得資金的能力比較強，那就是另外的問題。再問深一層次的問題，國有企業在市場中到底應該起什么樣的作用，國有企業的定位到底是什么，是跟私有企業競爭，還是說國有企業有其它的功能。如果有其它的功能，怎么樣讓國有企業更好發揮他們的功能。如果說國有企業只是在市場中跟非國有企業搶資源，又不發揮它應有的功能，自然就不對了。再下面一個問題就是國有企業和非國有企業之間的線怎么劃，到底什么樣的部門應該有國有企業，什么樣的部門不應該有國有企業。你劃了線之后能不能實現，這就是更深一層次的問題了，我們的體制是不是能使國有企業和非國有企業這條線劃得非常合理。
問：改革是最大的紅利，對這個觀點您怎么看？
白重恩：我非常同意改革是最大的紅利，我甚至想說改革是唯一的紅利。比如說城鎮化，其實城鎮化后面就是改革的問題，就是怎么讓城鎮化真正起到促進效率的作用。如果沒有進一步改革的話，城鎮化的程度要加深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有很多人做了各種各樣的調查，發現在現有的制度框架之下，農村的人已經很少有人能出來了。所以如果不繼續改革的話，城鎮化的過程會停止。剛才我們講追趕者紅利，追趕者紅利中要創新，但是我們創新的制度中有很多很多的問題，比如說創新資金的分配和管理，到底誰來創新，是政府主導的創新，還是企業主導的創新等等。要想實現這個紅利的話，必須要進一步改革。剛才說我們向別人學習的能力漸強了，這個能力能不能轉變成生產力，這個跟開放改革也有關系。我覺得說改革是最大的紅利一點不為過，甚至改革是唯一的紅利都可以理直氣壯地說，盡管不是百分之百的嚴格，但是為了強調它的作用，我愿意說這種不嚴格的話。
問：2011年開始我國GDP連續七個季度的下降。日本，韓國這些國家經歷了20多年的經濟高速發展之后都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怎么突破中等收入陷阱？
白重恩：關于什么叫中等收入陷阱，有很多不同的說法，我比較認同的一個說法就是：經濟發展前一個階段的政策在前一階段很有效，比如說我們政府對國有企業做的事，還有很多其它的制度安排，在過去30年都起到了正面的作用，當這些措施的有效性已經慢慢失去了以后，你還繼續堅持它，把一個有用的東西用過頭了，在它已經失去了作用以后還不放棄它，這就形成了陷阱。剛才提到改革的紅利，我們要找出來過去行之有效的方法，哪些還有效，哪些不再有效了，我覺得這是挺難的事。人們總認為過去成功的手段應該繼續堅持，我覺得這是中等收入陷阱最大的危險。
白重恩，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弗雷德曼講席教授、副院長、經濟系主任。
于中國科技大學獲得學士學位，分別于加州大學圣地亞哥校區和哈佛大學獲得數學和經濟學博士學位，曾任教于波士頓學院和香港大學。主要學術兼職包括清華大學中國財政稅收研究所所長，清華大學低碳經濟研究院副院長，中國經濟50人論壇成員，密西根大學WilliamDavidson研究所及哥倫比亞大學政策對話中心研究員。
研究領域包括制度經濟學、公共經濟學、公司治理、發展與轉軌經濟學等。先后擔任國際期刊《比較經濟學雜志》、《世界銀行經濟評論》和《中國經濟評論》的編委，清華大學《經濟學報》的聯執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