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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大國際財會機構近日給出了兩份一喜一憂的中國商業銀行運行狀況報告。由安永公司（E&Y）給出的報告反映今年一季度中國內地商業銀行中間業務收入比去年上升了24%，并認為在網絡銀行和手機銀行業務方面仍有巨大增長空間；由普華永道會計事務所（PwC）做的報告則反映了中國商業銀行的不良資產狀況，截至去年底，排名前十位的上市商業銀行不良資產已達4865億元人民幣，比2011年增長了29%！起初，我還對普華永道報告的真實性持懷疑態度，但很快，銀監會最新報告證實了其真實性。銀監會的更新數據是，截至今年3月底，內地商業銀行不良資產已達5265億元，為4年來的最高峰。
不良資產歷來被視為商業銀行大敵。由于歷史、體制、管理等多重因素，中國的商業銀行不良資產占比一直很高，因此在2000年前后實行了兩次較大規模不良資產剝離。但十多年過去了，問題并沒有得到根本解決。據普華永道的報告，一些地方的商業銀行不良資產率甚至在5%至7%，這一點都不奇怪，十幾年前我在商業銀行工作時就遇到過此類情形。
“剜瘡式”治療已被證明無效，我們又該怎么辦呢？
目前有兩種看法：一是繼續挖掘不良資產的處置方法，這實際上已是炒了不知多少遍的冷飯了，總想著怎么剜瘡，肯定不能從本質上康復；二是“坦然”面對，認為十幾年的經歷似乎告訴我們這是個無所謂的問題，金融危機后一些美國商業銀行因不良資產而破產卻并未沖擊實體經濟，更堅定了這種“無所謂論”的信念。
暫且不說該如何評判這兩種觀點，先把目光移向另一篇關于商業銀行中間業務的報告。對中間業務，起初人們只是把它作為一種新型業務來理解。但隨著金融市場的發展，中間業務的地位已有了巨大變化，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已儼然成了現代商業銀行與傳統商業銀行的分水嶺了。以美國五大商業銀行為代表的現代商行的中間業務收入占比達70%以上。而我們由于始終強調商業銀行為社會融資的職能，因而一直以存貸利差為主要商業銀行的生存根基。
假如單一考察現代商業銀行和傳統商業銀行，似乎并不能體會到其對經濟社會的意義差異，但當我們從宏觀經濟總體層面來考察這兩種金融形式時，就能發現期間的差別。一個稍顯極端的例子很能說明問題：2008年金融危機后，大量美國小型銀行（其實也是典型的傳統銀行）因不良資產上升而倒閉，但并未影響美國實體經濟的流動性，原因就在于，社會資金的需求主要由債券市場來解決，商業銀行并非融資的主渠道。所以，絕不可因此得出結論說，美國商業銀行因資產質量下降而倒閉并未影響實體經濟，進而由此推導出中國的商業銀行資產質量也不會殃及實體經濟。實際上，同等情況如果出現在中國，后果不堪設想。要知道，美國倒下去的那些小銀行加起來也比不上中國一家國有商業銀行的小手指。同時更應注意的是，像花旗之類代表現代商業銀行的所謂美國“五大”在金融危機中無一受損，原因同樣在于這些銀行并不以借貸業務為主，因而即便出現一定違約比例，也不足以動搖其資產質量。
而在中國，即便金融危機沒讓任何一家商業銀行倒閉，整個經濟社會的流動性仍然出了問題，尤以中小企業融資最為典型，以至于我們甚至不顧商業銀行資產質量，一味地呼吁他們履行社會職責，向中小企業放款。直接結果就是，自去年宏觀經濟整體放緩后，商業銀行不良資產迅速上升。于是我們看到了這樣一個循環圈：基于傳統商業銀行必須承擔社會融資義務的認知，當經濟處于下行周期時，商行承擔了系統風險溢出；而當經濟復蘇時，商行又失去了獲得高額利潤的機會，繼續把資源用于承擔社會融資義務上。就好像商業銀行向社會賣出了一個跨式期權組合，只有當經濟平穩時才能獲得有限的一點收益（這與其承擔的風險是不匹配的），一旦波動放大，商行就要承擔巨額損失。這實際上就是我國商業銀行市值普遍偏低的原因。而且，一旦商業銀行不良資產上升，社會輿論往往忘記了當初一再呼吁商行釋放流動性的情景，反過來一味指責銀行本身的問題，這顯然是有失公允的。
解決上述問題的根本之道，在于商業銀行首先在經營理念上追求轉型，加大中間業務比例，把融資職能交給債券市場；精簡自身機構，把精力和資源放在無風險（或者低風險）收益的中間業務上，向社會提供優質金融服務。但遺憾的是，要達成這兩條，目前都還不具備條件。首先是債券市場欠發達，而且市場制度也存在嚴重問題，最典型就是“一朝三宮”：上市公司發債由證監會審批、非上市公司發債要發改委審，銀行業發債則要銀監會審。這種多元化監管體系不僅在市場效率上阻礙其發揮作用，也束縛了債市的發展。唯有變革這種格局，商業銀行的改革和轉型才具備基礎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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