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中國及其他主要經濟體通貨膨脹壓力減輕的趨勢發生在西方主要中央銀行連續實施量化寬松政策之際，而寬松貨幣政策通常被視為助推通貨膨脹的因素，因此格外值得關注。
一、中國及其他主要經濟體通貨膨脹壓力減輕的趨勢
在全球背景上考察，除了中東北非及阿富汗、巴基斯坦因深陷“阿拉伯之春”政治動亂和戰爭泥潭而通貨膨脹率提升之外，全世界其他各大區域通貨膨脹壓力降低已經成為普遍趨勢。
首要的特點是通貨膨脹壓力總體上趨向減輕，在工業品、特別是原料領域表現得極為突出，這一趨勢不因其它國家和地區放松貨幣政策而改變。
通貨膨脹壓力減輕突出表現在全國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和購進價格下降的趨勢上。2013年4月份，全國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同比下降2．6％，環比下降0．6％。工業生產者購進價格同比下降2．7％，環比下降0．6％。今年1—4月平均，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同比下降2．0％，工業生產者購進價格同比下降2．1％。在更長時間跨度上考察，在從2012年4月至2013年4月的13個月里，全國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環比一直下降，同比只有4個月份上升，分別為2012年4月、2012年10月、2013年1月和2013年2月，2013年3月同比漲幅為0，其余8個月同比下降；全國工業生產者購進價格環比一直下降，同比只有4個月份上升，即2012年9月、2012年10月、2013年1月和2013年2月，2012年4月同比漲幅為0，其余8個月同比下降。
即使2013年4月仍然保持上升的消費價格指數（CPI），其漲幅也不高。從2012年6月起，我國消費者價格指數同比漲幅連續8個月保持在3％以下，2013年2月突破3％達到3．2％，3、4兩個月就再次回落到3％以下。從更長時間跨度上看，1995—2004年間，我國消費價格指數年均漲幅為3．0％，2007—2011年在3．3％—5．9％之間（2009年次貸危機高潮時除外），2012年回落至2．6％（參見表1），通貨膨脹壓力總體減輕趨勢更為明顯。
在全球背景上考察，除了中東北非及阿富汗、巴基斯坦因深陷“阿拉伯之春”政治動亂和戰爭泥潭而通貨膨脹率提升之外，全世界其它各大區域通貨膨脹壓力降低已經成為普遍趨勢，表現為消費價格指數2012年全年漲幅低于2011年全年漲幅，2012年末漲幅低于2012年全年漲幅，2013年一季度漲幅低于2012年末漲幅。歐元區3月份CPI同比漲幅僅有1．73％，漲幅為2010年8月以來最低；美國4月份CPI不經季節調整同比上漲1．1％，為2010年末以來最低，季節調整后下降0．4％（預期為下降0．3％）；日本仍然處于通貨緊縮狀態；……就總體而言，摩根大通（JPMorganChase＆Co．）匯總的非正式全球通貨膨脹指標在過去兩年里下降了1．5個百分點，2013年第一季度為2．4％，且預計第四季度全球通脹率指標可能降至1．9％，為數十年來最低水平（2009年次貸危機高潮期間除外）。
二、海外主要經濟體寬松貨幣政策無助于推高通貨膨脹及其對華傳導
寬松貨幣政策推高通貨膨脹壓力的主要途徑有三條：刺激增加消費需求，刺激增加固定資產投資需求，推高作為上游原料的初級產品價格。然而，在當前情況下，主要經濟體上述三條途徑幾乎全部失效，致使寬松貨幣政策在過去兩年和可預見的未來都無法增大通貨膨脹壓力。
當前中國及其它主要經濟體通貨膨脹壓力減輕的趨勢發生在西方主要中央銀行連續實施量化寬松政策之際，而寬松貨幣政策通常被視為助推通貨膨脹的因素，因此格外值得關注。寬松貨幣政策推高通貨膨脹壓力的主要途徑有三條：刺激增加消費需求，刺激增加固定資產投資需求，推高作為上游原料的初級產品價格。然而，在當前情況下，主要經濟體上述三條途徑幾乎全部失效，致使寬松貨幣政策在過去兩年和可預見的未來都無法推高通貨膨脹壓力：
在消費需求方面，主要經濟體失業率較高、債務負擔仍然沉重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寬松貨幣政策刺激消費需求的可能。正當次貸危機記憶猶新之際，無論是消費者還是銀行都心有余悸，減少負債是居民、企業和金融機構共同的傾向，一批重債國家還主動或被動地采取了措施壓縮公債規模。居民個人及家庭債務負擔沉重限制了消費者舉債消費的能力及意愿，重債國家的財政緊縮措施普遍包括裁員、減薪和壓縮社會福利等項內容，失業率較高和壓縮社會福利不僅壓低了工資水平，而且惡化了居民的收入預期，減少消費、壓縮個人及家庭債務相應成為大多數居民的決策。
在固定資產投資需求方面，債務負擔同樣抑制了企業開展固定資產投資的能力與意愿，重整財政、壓縮政府開支又制約了政府投資的能力與規模，歐、日等主要經濟體和熱門新興市場經濟體陰晴不定的宏觀經濟走勢使得企業的投資決策更加謹慎。放松貨幣政策，融資成本降低，尚不足以激勵投資增長。
在初級產品價格方面，新世紀初以來的初級產品價格連年成倍上漲的牛市“超級周期”總體上已告終結，無論是美歐日央行先后實施的多輪量化寬松政策，還是一批重量級新興市場經濟體相繼采取的降息舉動，都無法改變經濟增長不甚景氣、實際消費需求上升相對疲弱而產能已經大幅度擴張的現實，決定了當前的寬松貨幣政策無法造就全面、大幅度的初級產品價格上漲。經過長達十年的初級產品牛市，下游制成品的盈利空間已被壓縮到極限，進一步減少了實體經濟部門對上游初級產品的真實需求。特別是礦產資源，由于其開發、產能擴張的周期較短，在新世紀以來的初級產品牛市中，礦產資源產能擴張已經太大，且非傳統替代能源等增長很快，并無多少價格上升空間，繼續下跌壓力沉重。未來10—20年間可望出現的某些技術進步將進一步壓縮相當一部分礦產資源的需求，特別是對石油天然氣的需求，核能技術的進步將構成對其行情的最大威脅。只是農產品生產所需土地日益稀缺，需求則持續上漲，且生產周期難以壓縮，產能難以迅速提高，剔除能源等投入因素后的價格存在一定上升空間，甚至在整個初級產品市場指數下跌時仍有可能保持上漲。
在實踐中，國際初級產品市場走勢的疲軟已經難以遏制。2002年至2011年初，除次貸危機陡然升級后一度行情暴跌外，全球初級產品行情總體持續上漲。2005年1月3日，路透社商品指數、道瓊斯商品指數（期貨）、道瓊斯商品指數（現貨）分別為1571．30點、143．153點、190．54點，2011年1月3日分別為3174．4點、162．444點和460．5057點。2011年初級產品行情明顯下行，2011年12月28日，路透社商品指數、道瓊斯商品指數（期貨）、道瓊斯商品指數（現貨）分別為2705．1點、140．6948點和427．3271點。
2012年，國際初級產品市場某些指數略有回升，但仍未達到2011年初的水平，而且價格回升、上漲主要體現在糧食和油料等土地密集型農產品上，礦產價格總體上仍然下跌了。2012年1月31日，路透社商品指數、道瓊斯商品指數（期貨）、道瓊斯商品指數（現貨）分別為2935．4點、144．1561點和436．8926點，12月11日分別為3071．3點、140．6186點和443．9199點，亦即2012年末路透社商品指數和道瓊斯商品指數（現貨）兩項高于2011年12月28日和2012年1月末，但在此期間，紐約市場西得克薩斯輕原油期貨價格從99．36美元／桶下降到98．48美元／桶，再下降到85．79美元／桶；倫敦金屬交易所A級銅現貨價格從7502．0美元／噸上漲至8485．5美元／噸，然后下降到了8070美元／噸，美國市場2號軟紅冬小麥FOB價格從6．82美元／蒲式耳上漲至7．1美元／蒲式耳，然后再漲到9．18美元／蒲式耳。
2012年末和2013年1—4月，國際初級產品市場頹勢更為顯著，逐月下行，4月份下跌尤為突出。到2013年4月22日，路透社商品指數、道瓊斯商品指數（期貨）、道瓊斯商品指數（現貨）分別為2862．4點、130．9605點和421．1268點，比2012年12月中旬全面下降。
進一步考察全球貨物貿易中以美元計價的商品價格變動。1995—2004年間，制成品、石油、非燃料初級產品價格年均漲幅分別為0．2％、9．0％和0．1％，2012年分別為－0．5％、1．0％和－9．8％，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計2013年其漲幅分別為1．0％、－2．3％和－0．9％。
三、海外通貨膨脹壓力減輕趨勢的對華傳導
以美元計價的國際初級產品市場行情疲軟，必然減輕甚至逆轉中國的輸入性通貨膨脹壓力；人民幣匯率連續穩定升值，進一步加強了輸入性通貨膨脹壓力減輕和逆轉的趨勢。
過去數十年來的中國通貨膨脹在很大程度上屬于輸入性通貨膨脹，而通貨膨脹的國際傳導機制主要有以下三種：
——需求溢出機制。即通貨膨脹發生國內需求增長，進口增加，導致出口國出口增長，并通過外貿乘數使收入和支出均增加，倘若供給增長跟不上由此造就的需求增長，過度需求的壓力將推動出口國國內價格上漲。此時貨幣當局若增發貨幣跟上物價上漲步伐，就形成了通貨膨脹。
——價格機制。即因進口商品價格上漲而帶動國內物價上漲。
——流動性機制。即通過流動性增長而實現的通貨膨脹國際傳導。通貨膨脹國際傳導的流動性機制又包括貿易形式和資本形式，前者即通過貿易順差實現的輸入性通貨膨脹，形成機制為“經常項目或貿易順差過大——人民幣升值壓力較大——央行為保持人民幣匯率相對穩定而被動全盤購入美元——被動投放基礎貨幣——流動性過多而推高通貨膨脹”；后者是由于資本流動而導致東道國流動性增長，進而被動地輸入通貨膨脹。
在上述三種輸入性通貨膨脹的國際傳導機制中，價格機制對中國影響最為顯著，流動性機制中的貿易形式影響趨向減弱。因為流動性機制輸入通貨膨脹的關鍵在于外匯儲備增量加大了基礎貨幣投放，而在近幾年的外匯儲備增量中，貿易順差所占份額總體上是趨向下降的。筆者整理了1990年以來中國貿易順差、消費價格指數、外匯儲備增量等數據，發現歷史記錄也不能充分證實貿易順差與通貨膨脹之間存在嚴格的對應關系。相反，中國從1990年代起便已經從初級產品凈出口國轉為凈進口國，且初級產品進口規模越來越大，初級產品消費總量中進口資源所占比重越來越高；相應地，進口初級產品價格上漲帶動下游商品價格全面上漲的作用越來越強。由于初級產品進口規模巨大，僅2010年初級產品凈進口額就高達3508．39億美元，按年末人民幣匯率1美元兌6．6227元人民幣折算，約合23235．01億元，相當于中國當年GDP（397983億元）的5．8％，比當年中國貿易順差占GDP比重3．0％高幾乎一倍，中國當前通貨膨脹輸入的價格傳導機制相當突出。正因為如此，以美元計價的國際初級產品市場行情疲軟，必然減輕甚至逆轉了中國的輸入性通貨膨脹壓力；人民幣匯率連續穩定升值，進一步加強了輸入性通貨膨脹壓力減輕和逆轉的趨勢。中國生產者價格指數趨向下降，上游原料部門生產者價格指數下跌尤為顯著，其根源相當程度上就在于此。
四、農產品、人力成本和房地產價格正成為中國通貨膨脹壓力的主要源泉
近一年多以來，中國CPI和PPI背離、生產者價格指數持續下降而消費價格指數仍有上漲的現象日益顯著，表明中國通貨膨脹壓力的源泉日益轉向農產品、人力成本和房地產價格。
通貨膨脹壓力減輕，特別是輸入性通貨膨脹壓力減輕或逆轉，不等于各項價格指標全面下降。近一年多以來，中國CPI和PPI背離、生產者價格指數持續下降而消費價格指數仍有上漲的現象日益顯著，表明中國通貨膨脹壓力的源泉日益轉向農產品、人力成本和房地產價格。
食品消費價格指數漲幅高于整個居民消費價格指數漲幅，這已經是數年來中國消費價格指數的常態，即使在2009年整個居民消費價格指數下跌0．7個百分點的情況下，食品消費價格指數仍然上漲0．7個百分點。中國工業生產者價格指數持續下降而消費價格指數繼續上漲，相當程度上便源于此。2013年4月份CPI同比、環比均上漲，國家統計局的分析便認定主要原因是氣候異常導致鮮菜價格上漲較多；今年東北亞春播也因氣候異常而比往年推遲7—10天，可能導致玉米、小麥減產，進而加大未來夏秋收成與糧價壓力。在更長時間跨度上考察，人地關系和農業勞動生產率的特點決定了剔除能源等投入因素后的農產品價格存在長期上漲的趨勢。
商品和服務供給所需投入可以劃分為上游產品（包括原料、能源、設備等等）、人力和土地三大類，經濟發展和人口結構演變已經推動中國勞動力市場進入人力成本快速提高階段，人力成本日益成為通貨膨脹壓力的推動力量，對服務價格的影響尤為顯著。前兩年正值通過價格機制的輸入性通貨膨脹、特別是農產品價格暴漲壓力較大，服務價格漲幅不如消費品價格強勁。2011年12月份，全國居民消費價格總水平同比上漲4．1％，其中消費品價格上漲4．9％，服務項目價格上漲2．0％；2012年12月份，全國居民消費價格總水平同比上漲2．5％，其中消費品價格上漲2．5％，服務項目價格上漲2．5％。隨著國際初級產品市場行情和工業生產者價格指數下行，人力成本上漲對通貨膨脹壓力、工業生產者價格指數持續下降而消費價格指數繼續上漲現象的貢獻日益凸顯，也因此出現了居民消費價格指數中服務價格漲幅高于消費品價格漲幅的現象。
基于中國人力成本可望持續較快上漲的趨勢，預計未來一段時間將保持居民消費價格指數漲幅大于工業生產者價格指數漲幅、居民消費價格指數中服務價格漲幅高于消費品價格漲幅的趨勢。同時，傳統勞動密集型制成品價格漲幅將在一定時間內高于資本技術密集型制成品漲幅，直至傳統勞動密集型產品、半成品進口明顯增長而抑制其上漲趨勢。在服務價格中，傳統勞動密集型服務業（如餐飲、家政等生活服務業）價格漲幅將繼續高于資本密集型服務業（如電信、金融、保險），因為前者只能現場提供，且通過技術裝備提高勞動生產率的空間不大；后者通過技術裝備提高勞動生產率的空間較大，且可以通過后臺業務外包、設立后援中心等方法異地提供服務，借助異地較低的人力和土地成本來抑制成本上漲。
此外，隨著城鎮化進程深入發展，農村人口密度日益下降，農村區域的消費日益不具備規模經濟，其商品和服務消費價格上漲將高于城市。
五、中國通貨膨脹走勢的溢出效應
就短期而言，這種溢出效應主要體現在中國食品供需及其價格走勢對糧食凈進口國的影響。就長期而言，這種溢出效應對傳統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國際布局及其進口影響將日益凸顯。
作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中國通貨膨脹及其壓力的走勢必然存在不可忽視的溢出效應。就短期而言，這種溢出效應主要體現在中國食品供需及其價格走勢對糧食凈進口國的影響，這一溢出效應可能影響到西亞北非阿拉伯國家的社會穩定性。就長期而言，這種溢出效應對傳統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國際布局及其進口影響將日益凸顯。
如上文所述，食品消費價格指數漲幅高于整個居民消費價格指數漲幅已經是數年來中國消費價格指數的常態，今年前4個月的氣候異常又給食品價格上漲增添了不少動力。我國農業部已宣布今年春播要推遲7—10天，其它東北亞國家也出現了類似問題，而美國研究結果表明，5月中旬之后，玉米播種每推遲一天，收成就會減少1％，這一變動有可能導致東北亞玉米、小麥減產，進而加大未來夏秋收成與國內外市場糧價壓力。這一價格變動如果發生，無礙我國經濟運行和人民生活全局，但糧食消費高度依賴進口且國際支付能力有限的國家會受到較大沖擊，如朝鮮和一些阿拉伯國家。
如表所列的20個國家中，中、美、日、韓、印、南非6個非伊斯蘭國家，無論其經濟發展總體水平如何，食品進口占其貨物貿易進口總額的比重都很少達到10％，即使以人口極度密集而聞名的日本也不例外。換言之，這些國家的食品進口不至于對其國際收支構成太大壓力。但另外14個伊斯蘭國家食品進口額占其貨物貿易進口總額的比重幾乎全部超過了10％，即使沙特這樣的高收入石油輸出國也不例外，阿爾及利亞、埃及、蘇丹、敘利亞超過20％，也門竟高達42．6％，且呈上升之勢。
食品進口占其貨物貿易進口總額的比重高，一方面決定了進口國國內糧價受國際市場行情影響大，國際市場糧價上漲時，國民收入水平較低、恩格爾系數較高的國家居民生活受影響較大；另一方面對進口國國際收支構成了較大壓力，如果該進口國國際清償能力有限，該國經濟穩定將受到威脅。在兩者同時發生時，該進口國社會穩定就有可能出現問題。
在防范社會動蕩方面，阿拉伯國家基礎先天不足，外加近年后天失調。與社會組織嚴密的朝鮮和其它東亞國家相比，阿拉伯國家社會組織本來就松弛得多，由于兩年多的大動亂進一步使許多阿拉伯國家的幾乎一切權威都蕩然無存，引爆動蕩的臨界點大大降低。遭遇同樣的糧食供給及價格上漲壓力，朝鮮不出問題，在阿拉伯國家就可能出問題。同時，富裕海灣石油輸出國捐助的能力與意愿因初級產品行情下滑而有所削弱，進一步加大了此項風險。唯一有利于其降低社會動亂風險的因素只有經過兩年動亂，人心思定的情緒有所上升，但能否壓倒動亂因素，仍在未定之天。有鑒于此，倘若再度出現國際市場糧價大幅度上漲，我們在對外經貿等方面不可低估該區域社會動蕩再度升級的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