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真正確立了推進城鎮化發展才能推進經濟增長和持續發展。城鎮化有三大作用：一是城鎮化的過程是建設投資的過程。二是城鎮化的過程是改變生活方式、提高收入、增加消費的過程。三是城鎮化過程對科技創新，聚集經濟和規模經濟，它帶來一些衍生的經濟增長因素。在推進城鎮化的過程中，要尊重規律，順勢而行，市場為主，明晰產權。
中國經濟時報：城鎮化方面有哪些深層次的觀念沖突？
周天勇：在觀念上，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是立足于農村還是立足于城市，我認為存在長期的爭論和搖擺不定。實際上，解放后的三十年是反城市化的，阻礙農民進城，除了外交和貨幣發行，工農商學兵都想在農民公社解決，采取一種城鄉分割的模式。所以根深蒂固的是農業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前十年也是反城市化的，中間十年在猶豫，沒有想好發展城市還是發展農村。后十年才認識到農民不轉移不行，但是這里面又有一個重點是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
十八大、新一屆中央政府明確推進城鎮化是我國未來經濟發展非常重大的戰略。我覺得真正確立了推進城鎮化發展才能推進經濟增長和持續發展。現在有反對城鎮化，說城鎮化過熱，也有各種各樣的疑慮，但實際上從社會發展的規律來看，人類從洞穴到游牧到定居農村再到城市是一個客觀趨勢，從現代居民的生活來講，第一，孩子要享受良好的教育必須到城鎮；第二，要享受好的醫療也要到城鎮，深山老林的醫療非常缺乏；第三，一個人創業就業的機會，城市要遠比農村多得多。
從經濟的角度來看，首先，城市可以專業化分工協作，可以規模化，獲得集中經濟。只有規模化才能專業化。其次，基礎設施的成本下降及其承載效率提高，一個農村建一個工廠，要修一條公路、拉一條電線、建一個污水廠，但是在城鎮幾百家企業，也是修一條公路、拉一條電線、建一個污水廠就解決問題了。對于企業來講叫外部經濟，對于社會總成本來講是投資下降。另外，人們集中在城市里，信息集中、商品物資集中，大大節約了交易費用。所以城市化是個規律，是個趨勢，也是不可抗拒的。從全世界來看，農業生產總值是下降的，從90％下降到2％—3％，甚至到1％，美國農業生產總值在整個國民經濟中占1％—3％的范圍。農業就業也在下降，從80％下降到1％—3％。還有，村莊數量在任何國家都是隨著城市化的過程逐步減少、消亡，因為人們要遷移到城市，城市居住的人越來越多，像韓國、臺灣城市化水平都達到95％。
我們現在的很多問題都是由于曾經的反城市化積累的。第一，我們現在第一產業占GDP比例是10％，但是就業比例大概在34％，這樣一種比例說明我們有一大堆40—60多歲的人在從事農業，這是生產總值結構和就業結構嚴重扭曲。第二，城鄉差距拉大的關鍵是很多的人創造很少的國民生產總值，農民分配這些比例少的財富，本身就是三分之一的城鄉差距，這個城鄉差距不是體制造成的，用體制改革的辦法是沒用的，在農村是天然的低收入人口，是歷史造成的。也就是說，過去已經違反了規律，現在我們要順著規律走，不能反之，要糾正我們過去反城市化這種客觀趨勢造成的影響。我的想法是城市化戰略一定要堅定不移，從觀念上進行調整，正確認識這個問題。這是第一個觀念方面要解決的問題。
觀念沖突中的第二個問題是，在推進城鎮化的過程中，到底如何處理市場和政府的關系，這也是我們的潛意識影響我們行為的一個關鍵因素。城市化誰來推動？大家普遍認為應當由政府推動，政府制定規劃，拉開城市框架，擴大城市面積，賣地，吸引開發商搞房地產，是政府壟斷的賣地，不是通過市場供給和需求的賣地。總體來看，我們現在的城市化是政府主導，而且潛意識認為政府主導的城市化似乎是對的。
但是它出現一系列問題：一是有些城市發展起來了，但產業沒有協同發展。產業是個市場調節的過程，企業家在哪個地方建企業交通成本最省、市場最近、工人技術熟練、工業基礎設施好，這些都不是政府主導的，而是市場行為。二是政府推動城市化的結果可能使充分就業不能協調。充分就業是市場決定的，充分就業很關鍵的就是小商小販、小店小鋪、小企業、小制造業，這些小的東西更由市場調節。本來這有很多小商鋪，引進一個沃爾瑪，最后售貨員減少，小老板減少。而且為了市容，為了街面好看，把小店都整理了，小制造業前店后廠都整合處理了，這是政府主導的城市化。這嚴重影響了就業。整理市容抓建設是政府推動的行為，但是就業是市場調節的行為，如果政府推動城市化不能和就業相協調的話，不處理好跟市場的關系的話，對就業有非常大的負面影響。三是現在這個政府主導城市化的結果是政府行政壟斷賣地。我們的資金市場化、商品市場化、原材料市場化、勞動力市場化，但是土地資源配置沒有市場化。土地還是政府行政寡頭壟斷，每年分土地資源指標，而不是多家競爭的市場。而且政府寡頭行政壟斷征地賣地和政府推動的城市化結合起來，導致賣地城市化，房地產過熱，地價和房價越來越高。
以上這些問題的產生是我們理念上根深蒂固的，在思想上認為城市化由政府主導推動，忽視了市場在城市化中的作用。
觀念沖突中的第三個問題是產權。我們在物權法上規定保護私人產權，在基本經濟制度上也說是多種經營發展，但是我們在土地上的產權是不清的，而且城市化的核心與土地密切相關，大量農村人口要到城市，城市要擴張，要蓋房、修交通、建工廠，幾乎所有的城市化過程跟土地都是相關的。
我們在一個產權不清楚的格局下推動城市化會帶來利益的剝奪，國有對集體所有、城市對農村、政府開發商對農民和城市居民的剝奪，這是不公平的。更重要的是，將導致如下問題：
第一，產權不清導致市場的混亂，市場經濟就是契約經濟，比如房產證都是契約，壓到銀行里，過70年失效了，還款沒到期就失效了。再如遺產稅，遺產稅怎么交？50年收回國有，不是自己的遺產了，現在遺產稅最大的就是房產，房產都是國家的，很多人沒有考慮這個問題。
第二，既然是市場經濟，要以市場為基礎，為配置資源來推進城市化。城市化過程實際上是資源再分配過程。原來土地、工廠、勞動力都在農村，城市化過程是這些人到城市里重新分配，分配到更高的產業中去，土地原來都是農業，那么一部分土地要重新分配進入工業、交通、住宅，要重新分配。城市化是資源再分配的過程，這個過程一定要有市場機制作為配置資源的基礎，政府不能在整個城市化過程中去配置資源，這就發生信號扭曲，效率很低。
第三，產權要清晰。市場經濟產權清晰是基礎，產權不清晰就沒法建立契約，沒有契約就沒法用合同、抵押物來運轉。
在這三個方面中，第一方面從中央層面上已經搞清楚了，第二、第三我認為從主導觀念上沒有搞清楚。總之，用一句話來總結就是：尊重規律，順勢而行，市場為主，明晰產權。
中國經濟時報：為什么要堅定不移地推進城鎮化進程？
周天勇：我認為推動未來中國經濟發展有四個因素：一是城鎮化進程；二是有效率及活力的民營經濟發展；三是科技創新；四是人民幣的國際化，形成人民幣經濟。
為何說要堅定不移地推進城鎮化進程呢？我認為，城市化有三大作用：一是城市化的過程是建設投資的過程。比如：工程的建設、道路的建設、交通的建設。二是城市化的過程是改變生活方式、提高收入、增加消費的過程。三是城市化過程對科技創新，聚集經濟和規模經濟，帶來一些衍生的經濟增長因素。城鎮化的過程就是穩定的持續的，使我們經濟增長速度不要特別低的動力來源。另外人們聚集到城市，創新因素活躍。
城鎮化進程是唯一必然選擇的途徑。城鎮化是未來發展的戰略。我認為政界、學術界、商界一定要客觀地認識其在未來中國經濟社會發展中的重大意義。
中國經濟時報：傳統城鎮化模式還能繼續下去嗎？
周天勇：傳統的推進城鎮化模式是大規模的建設，企業不多就搞融資平臺，把土地征收來然后抵押，成立開發公司，賣地借債，搞房地產。這樣的城市化有一系列問題：一是土地面積的城市化，地面上的城市化發展水平快接近于日本，但是地下的基礎設施水平跟日本差了幾十年。二是建筑物的城市化，沒有真正市民化。農民進來以后子女上不了學，醫療也麻煩，同時也沒有享受到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我們雖然統計有三億多人來到城里，但是絕大部分沒有自己的房子，住在地下室、公棚等等，居住條件惡劣。農村合作醫療在城鎮的接續也很困難。城鎮七億人里有三億多不是完全的市民，真正意義上的城市化只有30％。三是城市化和工業化沒有協同發展。我認為大的工業化就是非農業產業化，特別是工業的發展，服務業的發展。有些城市發展起來了，但是產業沒有發展起來。這是建筑土地的城市化的單兵突進，人的城市化與物的城市化之間的不平衡，產業城市化和城市空間的城市化不平衡，空間里面沒內容。這就是傳統城市化的問題。我們現在需要一種協調的城市化。
我認為新型城市化要有三個統籌：一是物的城市化與人的城市化統籌推進。調節教育醫療和其他公共服務資源在原市民與新市民間的重新分配。二是產業化和城市化要統籌推進。城市里要有產業，不能光建一堆建筑物，沒產業城市就沒有靈魂，有骨頭沒有肉。三是地面建筑和地下基礎設施要統籌推進。包括雨污分流，污水管線和集中處理，地下管線走廊等等這些基礎設施的投資和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