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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在現代化道路上是后來者、追趕者，新中國成立后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邁上了大踏步追趕現代文明的征程。既然是后來者、追趕者，就有領先者的經驗可資借鑒、先行者的教訓引以為戒。發揮好這種后發優勢，可以使我們少走彎路、迎頭趕上。當前，城鎮化成為我國現代化建設的歷史任務，成為提升發展水平、改善人民生活的重大戰略。那么，怎樣更好地推進城鎮化？在這方面同西方先行者做些比較，同樣能得到一些啟示。
西方的城鎮化是與工業化相伴生的。18世紀60年代開始的產業革命帶來了大機器工業和規模化生產，需要大量的勞動力和資源投入，需要大規模的商品銷售市場，因而出現了產業集聚、人口集聚、資源集聚的城鎮化。城鎮化與工業化共同構成現代化的基本內容。我國城鎮化長期滯后于工業化，這在很大程度上緣于歷史條件和國際環境的影響，但目前已成為我國發展中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問題的一個重要根源。在新的時代條件下，城鎮化不僅要與工業化相協調，還要與信息化、農業現代化相協調，努力實現“四化”同步。其實質就是城鎮化要與整個經濟社會發展相協調，既著力解決城鎮化滯后導致的結構性問題，又努力防止脫離工業化和產業發展的盲目城鎮化，避免出現“大躍進式城鎮化”、“半城鎮化”、“被城鎮化”，甚至出現沒有產業和人氣的“空城”。
西方的城鎮化是市場機制作用下的漸進過程。英國作為世界上第一個實現城鎮化的國家，從1760年產業革命算起，到1851年城市人口超過總人口的50%，用了90年時間。這種市場機制作用下的城鎮化一般不會出現嚴重的資源錯配，但它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一些國家在這個過程中出現了“城市病”等社會問題。我國曾長期實行計劃經濟體制，城鎮化又滯后于工業化，積累了城鎮化的較強勢能，西方城鎮化過程中逐漸暴露的矛盾和問題集中呈現，恰如蓄滿了水的水庫。如果繼續加高堤壩，就會積累壓力和風險；如果沒有疏浚河道就大開閘門，就會造成洪水泛濫。所以，推進城鎮化，既要按市場規律辦事，又要發揮政府作用，搞好規劃和調控。產業發展、城鎮布局都應順應市場規律，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防止盲目決策；在城鎮規劃和基礎設施建設、社會保障等方面應發揮好政府的作用，糾正市場失靈，同時通過發揮政府的作用掃除城鎮化的障礙、推進制度創新。
西方的城鎮化不同程度地存在對人的壓榨和剝奪問題。歷史上，城鎮化是資本擴張的產物，是為滿足工業發展對廉價勞動力、原料以及銷售市場的需求服務的，在相當長時期表現為對農民的剝奪、對工人的壓榨，典型的例證是英國“羊吃人”的圈地運動以及恩格斯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中描述的情景。經過長期的工人運動、階級斗爭、經濟危機，付出了高昂的經濟社會代價，西方城鎮化才形成相對成熟穩定的局面。我國新型城鎮化應堅持以人為本，既重視加快發展、提高效率，也重視成果共享、增進公平。產業發展、就業創造、城鎮建設、公共服務等都應以人為核心，都應考慮弱質產業、困難群體的利益，實現科學發展、和諧發展，努力使城鎮化的代價最小、收益最大。這既是后發優勢的體現，也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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