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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及調結構，總是普遍強調三次產業比重的調整，還有脫離現狀強推“騰籠換鳥”，片面強調高科技而忽視“空間要素”等，這些觀點都是片面的。中國經濟要在結構調整上獲得突破，理該本著一切從實際出發的原則，注重“先著力鞏固傳統產業優勢，再量力建立創新驅動體系”的戰略。
鑒于中國經濟今年一季度以“弱復蘇”開局，整體經濟運行仍處于2011
年以來形成的下行減速通道中，國際輿論有一種比較嚴峻的估計，認為這不僅是中國經濟周期調整的問題，更反映出經濟轉型和經濟結構調整的艱難，產業升級的實際難度遠遠超出預料。
匯聚各種分析，造成中國產業升級困局的主要原因有兩點：一方面，傳統的成本優勢在快速喪失；另一方面，技術創新局面并未打開。筆者認為，后者的形成需要儲備和時間，絕非靠一兩次會議的推動或若干個紅頭文件就能見效的；而前者更多涵蓋以加工和服務為主導的傳統產業，這是中國制造今天能打遍天下的根基。這樣的現實，促使我們對中國產業結構調整路徑與實現方式的再思考。
調整產業結構，我們在理論和政策上已有多年探索。2008年的金融危機之后，借著振興計劃的出臺，中國的產業結構調整開始大規模落地實施。但至今仍有幾個認識誤區未能澄清，比如以為調整就是追求三次產業“比例關系”。在經濟界尤其是各地方政府的慣性思維中，談及調結構，總是普遍強調三次產業比重的調整，即大力發展服務業，減少經濟增長對農業和工業等的依賴。又比如，脫離現狀強行“騰籠換鳥”，片面強調高科技而忽視“空間要素”等等，這些觀點都是片面的。
從1978年至今的三次產業比重走勢圖可以看出，農業呈現不斷下降，服務業則不斷上升，第二產業則呈現動態平衡的局面。農業比重下降和服務業比重上升是經濟健康發展中的必然趨勢，在整個社會經濟系統自適應、自調整的節奏下，兩者都會最終走向一個比較穩定的區間內。中國經濟的實際反應也證明，農業和服務業在進入21世紀之后，已進入微調階段。而第二產業的表現則呈現出動態平衡的節奏，且其振幅在不斷收窄。如照搬西方國家的產業結構模式，簡單地要求大幅提高服務業在國民生產總值中的比重，強迫要求降低第二產業，尤其是工業的比重，都是不切合實際的。
所以，產業結構調整的重點并不是調整三次產業在國民生產總值中的比例關系，而是要通過淘汰現有過剩的、低端產能，改變目前中國經濟的規模過剩、方式粗放、績效低下的狀況，提升產業結構的整體質量。一味追逐“強制比例”的調整，不僅會打亂經濟發展節奏，甚至會掉入“資源配置的低效率與浪費”的怪圈。
產業轉移與產業升級都是產業結構調整的組成部分，前者是產業結構在產業空間上的調整，后者是產業結構在產業形態上的調整，以中國現在所處的發展階段，兩者理該同時并舉，不可偏廢。
對中國經濟整體而言，淘汰落后產能非常急迫。但目前是對“勞動密集型”產業與類似產業的淘汰存在盲從的現象，各地不顧各自現實情況，不同程度在強調“騰籠換鳥”，試圖一夜之間將“土雞變成金鳳凰”。從國際產業鏈條來看，勞動密集型產業確實附加值低，但是從中國的實情來看，該類產業無論是現在還是未來，都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基礎部分之一。
產業結構調整（尤其在不具備高結構升級條件地區）應重點關注產業轉移，即中西部地區主動承接東部地區因勞動力成本上升而轉移出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等。從歷史看，亞洲四小龍的沒落正與過早的實施產業升級有一定的關系。從全球視角來看，東南亞國家、非洲新興國家以及拉美國家等都在等待承接產業轉移。中國的地區差距依然非常大，產業轉移對于提升區域的空間資源價值具有重要的意義，若一味排斥勞動密集型產業，這些產業將向東南亞“回流”，
將對中國下一步整體經濟發展和解決問題產生被動影響。
高技術產業是中國構建現代產業體系的重要支撐。高新技術產業代表了一國科教水平發展前沿的狀態，能否順應高技術產業發展的趨勢，積極部署包括航空航天、電子信息、通信、醫藥等在內的高技術產業，將決定中國未來資源空間價值可持續能力的提升。
毋庸置疑，中國的高新技術產業發展不盡如人意。首先是產業基礎薄弱，教育與科研領域與產業發展不相匹配，基礎教育應試化，專業教育技能化，高等教育功利化，不能形成創意、創新、創業教育的良好氛圍，制度化的全國“大學生實習基地”尚屬空白，產學研結合不夠，尤其是在產與學之間、產與研之間，技術轉化程度低。其次是產業環境存在缺陷，尤其表現在非公經濟在研發經費等方面缺乏支撐，資本市場層次不健全，缺乏良好的進入退出機制。社會缺乏企業家精神和創業關懷。最后，表現在高新技術產業整體實力不強，“高”、“新”特征不明顯，與國際水平相比差距較大。高新技術產業的帶動作用沒有發揮出來。
當下千萬不能忽略的是，“空間要素”驅動經濟發展的新趨勢已出現，以“空間要素”所獨有的空間指向性所產生的巨大集聚作用，將成未來資源空間價值的集中體現。以空港經濟為例，其具有技術先導性、市場速達性、全球易達性等特點，正極大地帶動整個區域的快速發展。世界各國為了在新的國際產業分工體系中占據有利地位，紛紛依托其大型現代化機場，在抓緊著手優化產業空間結構的戰略性調整。其中重要的工作就是推出了空港經濟建設計劃，旨在以最快的速度，最大的限度利用全球范圍內的資源，以求奪得下一輪全球競爭的先機。以空港經濟作為未來全球高端產業鏈配置手段的新一輪經濟競爭已經展開，中國大航空消費時代即將到來。
目前看來，中國經濟要在結構調整上獲得突破，筆者以為，理該本著一切從實際出發的原則，注重“先著力鞏固傳統產業優勢，后再量力建立創新驅動體系”的戰略，對失去了“堅實的已有基礎”，一味去“好高騖遠”苗頭，應及時糾偏。從措施選擇看，當下對傳統經濟能夠產生直接有效影響力的手段，筆者的意見，可能是“可控性的人民幣貶值”，貶值幅度在5%至10%較為有利（能追回到半年前與日元兌換值則更好），國際社會也能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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