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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金融風險，除了要看風險可能產生的損失及充抵損失的能力，更要看風險來源于哪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金融風險產生于經濟周期下行和銀企信息不對稱，銀行撥備、資本金和存款保險構成了抵御風險的“三道防線”。理解我國金融風險產生的源頭和化解的途徑時，不能撇開政府和國有企業，它遠遠超越了市場機制下的一般原理。
改革開放35年來的銀行發展，我們可將其分為三個階段：上世紀80年代至上世紀末、本世紀初至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以及2008年以來，如此我們可對金融風險的認識更加深刻。
我國銀行市場化改革整整落后實體經濟改革20年，從1978年到上世紀末的20年，商業銀行一直充當著承擔改革風險和成本的角色。
本世紀初到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前，是我國商業銀行處理不良資產、股份制改革和全面市場化運營的時期，這一時期銀行業利潤年均增幅在20%以上，不良貸款率在2005年以來一直保持在一位數。這一時期銀行業高成長主要原因有：
一是政策性剝離、注資和股改后輕松上陣；二是2001年加入WTO后，我國制造業在國際范圍內發揮比較優勢，在參與市場化競爭中效率得到提升、規模得到壯大，借款人的資產負債表不斷向好；三是本世紀以來，各類資產、資源價格快速上升，而這些資產和資源基本上都掌握在政府手中。此外，上世紀末國企改革快速推進的紅利在本世紀初集中釋放也是重要的原因，銀行公司治理結構在此期間也得到一定優化。總的來說，先前惡化金融生態在這一時期得到部分修復。
2008年是一個轉折點，一是外需長期回落宣告過去我國制造業繁榮的時代可能將結束。2008年以來，我國工業企業利潤增幅回落到20%以內，近兩年更是只有個位數的增長；二是外需回落主導世界經濟進入再平衡，由中國因素驅動的全球資源和資產價格上漲過程也將終結，突出的就是不動產價格下行長周期的開啟。在周期下行階段，我國銀行業在快速擴張期間所形成的賬面利潤能否順利轉化為“結算利潤”，關鍵取決于中國經濟能否觸底反彈以及企業盈利能力的可持續性。目前的共識是，中國經濟的癥結不僅是周期性問題，更是中國特色的結構性問題（如市場化改革未完成、政府職能的界定和財稅體制改革等），中國經濟增速“臺階式”下滑將是長期的、必然的，未來將是銀行風險逐漸暴露和不良率不斷上升的過程。自2011年四季度以來，商業銀行不良貸款連續6個季度反彈；2013年上市銀行一季報和各主要銀行披露的年度經營目標顯示，未來商業銀行凈利潤增幅將進入個位數時代。
更為不可忽視的是，銀行業面臨的經營環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金融危機以來，我國在結構性改革上進展緩慢，并沒有構筑實現經濟增長模式轉型和效率提升的堅實環境，而是選擇了政府主導的以資本形成為主的投資型內需擴張。
一方面，對制造業過剩產能的淘汰不僅因“保增長”而受阻，而且2008年以來制造業出現了加杠桿的趨勢；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主導的基建投資對于信用資源的占用快速上升。在上世紀80年代到上世紀末期間，我國銀行業風險產生的源頭——預算軟約束死灰復燃，惡化的金融生態大環境有復生的跡象。一是銀行大規模的貸款展期開始出現，特別是針對產能過剩行業、政府基建投資的貸款，新增貸款并非用于實體投資，而是用于維護存量債務的循環，而道理上這些貸款應當盡快清收；二是地方政府大量上馬一些可行性非常值得懷疑的項目，并通過項目停頓來綁架銀行后續融資，不惜借道高成本的影子銀行融資來維系債務償還，道德風險可見一斑；三是地方融資平臺濫用政府隱性擔保舉債，銀行風險有向主權風險轉移的趨勢，惡化了銀行、企業和政府的“逆向選擇”風險；四是商業銀行有強烈的不肯認定當期風險的傾向，公司治理結構在退步。由于過去銀行利潤高增長的基數效應、行業競爭和殘酷的業績考核，貸款風險分類主觀性強，層級考核中寄希望于在任期間不要出現不良。如果預算軟約束回歸，想想本世紀初數萬億的不良貸款和高達41%的不良率，目前銀行近300%的撥備和超過10%的資本充足率是遠遠不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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