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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2是個存量指標，是長期積累的結果，貨幣存量不是現金。衡量貨幣超發與否的關鍵是看物價水平，影響物價水平的更重要因素是資金價格和貨幣供應增速，與貨幣存量沒有必然聯系。我國需進一步深化金融改革，在繼續關注貨幣供應量、新增貸款等傳統中間目標的同時，發揮社會融資規模在貨幣政策制定中的參考作用。完善市場化的間接調控機制，增強利率、匯率等價格杠桿的作用，逐步建立市場選擇的基準利率體系，推進貨幣政策從以數量型調控為主向以價格型調控為主轉型。
截至今年3月末，我國廣義貨幣（M2）余額達到103.61萬億元，M2/GDP達到188%，而美國不足70%。有人以此判斷：中國貨幣嚴重超發，是世界上最大的印鈔機，面臨巨大的通脹壓力。筆者認為，這些判斷有誤，并有可能誤導公眾和國際輿論。
首先是認識有誤。
從M2的結構看，M2由貨幣（M1）和準貨幣構成，準貨幣包括居民儲蓄存款、企業與政府的定期存款以及其他存款。M2是個存量指標，是長期積累的結果，貨幣存量不是現金。2012年我國M2同比增長13.8%，新增12.26萬億元，而現金凈投放為3910
億元，同比少投放2251
億元，投放力度明顯放緩。衡量貨幣超發與否的關鍵是看物價水平，影響物價水平的更重要因素是資金價格和貨幣供應增速，與貨幣存量沒有必然聯系。這就是說，即便我國現在貨幣存量大，但只要能控制好實際利率和貨幣供應增速，也能控制好物價。資金價格比貨幣數量更重要。
第二，M2/GDP的政策參考意義有限。
M2/GDP是由美國金融發展理論奠基人羅納德?麥金農教授提出的，用來衡量在全部經濟交易中，以貨幣為媒介進行交易所占的比重，借此說明一國金融深化的程度。實踐證明，M2/GDP的政策參考價值有限，美國1867到1975的數據表明，其M2/GDP在1947年達到0.8097的峰值，后緩慢下降，長期穩定在0.6—0.7之間，總體呈現了“先上升后下降”，與美國金融深化的進程不相符。按照經濟貨幣化的定義，一國經濟貨幣化程度的上限為1，而若以M2/GDP作為衡量經濟貨幣化水平的指標，一國經濟貨幣化程度完全可能超過1。
第三，M2/GDP國際橫向比較有偏差。
因為各國M2統計口徑不一致。在各國貨幣統計中，M1統計口徑大體一致，但M2有區別，例如美國M2中不包含金額大于10萬美元的定期存款，我國M2中統計的定期存款沒有數額限制。即使能比較，我國的M2/GDP也不是最高的。世界銀行統計數據顯示，截至2011年，全球M2/GDP平均為126%，排名前五位的國家（和地區）是盧森堡（489%）、中國香港（328%）、塞浦路斯（271%）、日本（240%）和葡萄牙（203%），中國排名第十為180%，與德國相當。金融危機以來，美聯儲實施了四輪量化寬松以及扭曲操作，其M2/GDP之所以未大幅提高，主要是因為約70%的美元在境外流通，如果把全球的美元供給都計算進來，美國的M2/GDP將大幅提升。另外，由于金融創新日新月異，傳統意義上的流動性或貨幣、準貨幣只占主要經濟體金融資產的一部分。根據IMF的數據，我國金融資產（銀行總資產加上公開發行的債券總市值及股票總市值）在2011年底約相當于GDP的300%，遠低于美國（424%）、歐元區（449%）及日本（540%）。
第四，我國M2/GDP偏高有特殊原因。
一是伴隨著我國經濟轉型和經濟貨幣化程度的提高，企業資產、土地、房地產和其他一些生產要素的貨幣化，必然加大貨幣需求。以房地產開發為例，上世紀九十年初每年房地產開發完成額也就幾百億元，2003年完成額超過1萬億元，2012年則創出7萬多億元的新高。目前要素市場的貨幣化還在進行中，貨幣化對貨幣需求的影響不可忽視。二是較高的儲蓄率。目前準貨幣占M2的比重已達70%。準貨幣的快速增長與我國的儲蓄率不斷上升是一致的。從國際上看，東亞儲蓄率高的國家M2/GDP也相對較高。三是以銀行為主導的金融體系。在等量信用情況下，以銀行為主導的融資體系創造的貨幣供應量相對較多，因為與間接融資相比，直接融資中的貨幣只是在不同經濟主體之間進行轉化，貨幣創造有限。2012年我國信貸占社會融資的比重雖降至52%，但存量融資中銀行信貸依然高達85%。當前我國股市和債市規模僅為M2總規模的0.6倍，而美國這兩大市場的市值是其M2總規模的4.3倍。
第五，M2作為貨幣政策中介目標的意義在弱化。
我們知道，貨幣供應量由基礎貨幣和貨幣乘數決定，公式為：貨幣供應量=基礎貨幣×貨幣乘數。人民幣不是國際儲備貨幣，我國基礎貨幣是通過外匯占款的形式被動投放的，央行控制基礎貨幣的難度很大。我國央行釋放的流動性只影響本國的實體經濟與金融，對國際經濟和金融幾乎沒有溢出效應。貨幣乘數由法定存款準備金率、超額存款準備金率和現金比率共同決定，內生性強，也很難掌控。目前我國貨幣乘數為3.96，已經偏低。美聯儲早在1993年就宣布放棄貨幣供應量來調控貨幣政策和經濟運行，轉向基于利率的泰勒規則。在我國，銀行表外業務和影子銀行等融資渠道產生的流動性不在M2的統計口徑內，M2增速對于判斷廣義流動性的參考意義在下降。因此，我國需進一步深化金融改革，在繼續關注貨幣供應量、新增貸款等傳統中間目標的同時，發揮社會融資規模在貨幣政策制定中的參考作用。完善市場化的間接調控機制，增強利率、匯率等價格杠桿的作用，逐步建立市場選擇的基準利率體系，推進貨幣政策從以數量型調控為主向以價格型調控為主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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