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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最新一期《經濟學人》（EIU）發布的《中國海外投資指數》報告預測，2017年中國將成為凈對外投資輸出國，對外直接投資（ODI）將達1720億美元，趕超流入的外商直接投資（FDI）規模。聯想到幾年前《經濟學人》的一期封面報道，其看好中國ODI并非一時頭腦發熱。那期封面中的圖景是：毛澤東伸出手，手拿著一沓面值100的美元，標題是“China
Buy The
World”(中國買下世界)。
2002年至2012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年均增幅高達35%，在全球對外直接投資的排名座次勁升至第三位。ODI連續10年的前行速率，營造出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慣性趨勢。按商務部確定的“十二五”對外投資目標，到2015年中國ODI將達到1500億美元。而據高層關于今后5年對外投資規模將達5000億美元的表態，即使只有五分之一用于ODI，到時ODI規模也將顯著超過EIU的預判。
高達3.44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既是中國擴張對外直接投資規模的強大支撐，也構成了增大ODI半徑的內生驅動。目前，我國外儲很大一部分用于購買國外債權尤其是美國國債，即對外間接投資（OII），但隨著外匯沖銷操作規模的急劇上升和美國國債收益率的波動，中國持有外儲的機會成本和沖銷成本顯著上升。有關研究表明，過去10年，中國因持有外儲而放棄償還外債、國內投資的年均機會成本分別為129億美元、1013億美元，占GDP之比依次為0.34%、2.26%。如再加上美元貶值因素，外儲的價值流失非常令人痛心。要屏蔽和降低未來的持債成本與貶值風險，就得尋找外儲新的投資替代，即從OII到ODI的投資轉換。從2004年至2011年，對外直接投資占中國海外總投資的比重年均為6%，但該比例在2012年已升至10%，這種趨勢隨著中國外儲規模的增長還會進一步強化。
進一步分析我國海外投資收益，可使人們更清晰地看到撬動ODI投資量所具備的經濟意義。目前我國海外凈資產已達1.82萬億美元，但從2004年至今，收益有6年為逆差，去年的逆差規模為-574億美元。不僅如此，在對外投資中，金融資產投資的貢獻率從10年前的年均65%降至目前的30%。我國對外資產絕大部分集中在貨幣當局和金融機構，分別占65%和12%，其他部門只占23%。而對外負債絕大多數集中在其他部門，政府部門、金融機構只占19%。這就意味著盡管我國整體對外凈資產為正，但民間部門還是對外凈負債，且規模接近1.6萬億美元。因此，調整對外投資結構，加大ODI在整個對外投資中的占比，在增量上更多地藏匯于民從而增大私人部門的對外投資比重，已成外儲投資的必選方向，而微觀主體激活的必然結果就是資本對外輸出的放量。
未來人民幣升值趨勢形成了中國對外投資的又一內生動力。央行負責人最近公開表示，將考慮進一步擴大人民幣匯率的波動區間。外部牽引力量和內部政策作用的共振將進一步打開人民幣升值的空間。戰后日本等國的經驗表明，本幣升值周期是一國對外資本輸出最為活躍的時期，尤其是在資本全球化流動不斷加速的機制作用下，中國可能獲得的對外直接投資機會相比以前會更加寬綽與豐富。
受要素資源價格國別競爭程度強化以及發達國家制造業的“回流”的影響，亢奮伸展多年的中國出口半徑開始收斂，一個最有說服力的數據時，我國貿易順差占比已連續兩年低于3%的國際公認的貿易失衡邊界線。出口情勢的日漸式微也倒逼著中國必須加大海外投資的力度。盡管未來在進出口貿易中我國還會獲得一定份額的順差，但無論絕對量還是占比都將繼續下降。對沖經常項目順差萎縮或逆差的最好手段，是增加對外直接投資，即通過資本項目的順差達到平衡貿易生態的目的，中國獲得的ODI原動力據此將顯著加強。
加大對外直接投資力度和規模，參與國際化競爭的中國企業將扮演先鋒與主力的角色。由于國內要素價格優勢漸次消失，更多中國企業不得不出海尋找比較競爭優勢，同時通過“綠地投資”、并購等方式拓展海外市場。對此，筆者想起了海爾首席執行官張瑞敏的一段形象比喻：“‘走出去’是到國外留學，‘走進去’相當于拿到綠卡，而‘走上去’則是成為當地的名流。”我的理解是，企業“走出去”是向海外出口產品，“走進去”是在海外投資設廠，“走上去”是創建研發中心與技術倉庫。顯然，已穿越“走出去”長路的中國企業正步入“走進去”和“走上去”的階段，而伴隨著中國企業全球化生產陣容與能力的形成，聲勢浩大的中國資本也在世界的各個角落鏗鏘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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