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4月27—28日，由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德國國際合作機構合作舉辦的
“城鎮化發展與包容性增長——人口城鎮化的政策與體制”第77次中國改革國際論壇在海口召開。專家認為，隨著內外發展環境的深刻變化，未來5—10年，中國的新型城鎮化面臨重大機遇、擁有巨大潛力，并將在推動經濟社會轉型發展中扮演重要的歷史性角色。
初步估算，到2020年中國人口城鎮化進程將帶來百萬億級別的內需規模，可以保持未來10年中國7％—8％的經濟增長。
1．人口城鎮化有倍增的巨大空間。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院長遲福林認為，中國的城鎮化有其他國家難以比擬的優勢，就在于雖然開始進入工業化中后期，但是城鎮化率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間，尤其是人口城鎮化的發展空間巨大。如果能打破政策與體制掣肘，到2030年，中國人口城鎮化率有望提高到65％—70％的峰值，實現倍增。
中國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曹遠征認為，中國目前的狀態類似日本1973年、韓國1998年以后，開始步入中速增長階段。但日本、韓國當年的城鎮化率大概是75％左右，中國目前只有52％，而且還有超過10％是農村的流動人口，中國城鎮化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
2．人口城鎮化是中國未來10年轉型發展的最大潛力。曹遠征認為，由于中國的城鎮化遠未完成，現階段中國的經濟不應該發生減速，或者說減速的速度不應該這么大。在新的階段，一定要通過改革形成城鎮化發展的新的體制機制，釋放城鎮化的潛力。
遲福林認為，人口城鎮化能夠有效釋放消費潛力并引致相關的投資需求，是中國經濟發展的最大潛力。初步估算，到2020年中國人口城鎮化進程將帶來百萬億級別的內需規模，可以保持未來10年中國7％—8％的經濟增長。
中國城鄉建設經濟研究所所長陳淮認為，讓中國經濟體擁有最強大的國際競爭力，讓13億中國人都過上現代化的生活，根本解決困擾中國經濟社會發展中的不平衡問題，唯一辦法是積極穩妥地推進城鎮化，它是解決諸多矛盾的一把鑰匙。
規模城鎮化發展已難以為繼，應把人口城鎮化作為新型城鎮化的出發點、落腳點。
1．規模城鎮化發展已難以為繼。遲福林認為，以往的城鎮化由于與傳統的經濟發展方式直接相關，其規模城鎮化的特點比較突出。例如：以工業化為主導、以做大經濟總量和承載投資為主要目標、以土地批租為重要手段。進入發展型新階段，規模城鎮化的矛盾問題日益凸顯：第一，城鎮化約束條件發生深刻變化，低成本擴張模式難以為繼；第二，全社會對城鎮化的需求和期望發生深刻變化，低質量的城鎮化難以為繼；第三，城鎮化的角色發生深刻變化，規模城鎮化難以擔當。
曹遠征認為，目前中國城鎮化水平相對較低，流動人口尚未實現市民化。由此，制約了服務業和居民消費擴大，也抑制了人力資源投資和產業升級。
2．把人口城鎮化作為新型城鎮化的出發點、落腳點。陳淮認為，人口城鎮化的規模、速度、質量決定著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規模、速度和質量。遲福林認為，一是堅持以人口城鎮化帶動工業化的轉型升級，帶動產業結構調整，由此將形成服務業發展的大環境；二是堅持以人口城鎮化帶動城鄉一體化，新農村建設不能脫離城鎮化進程；三是以人口城鎮化帶動中等收入群體的持續增加。
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認為，城鎮化應當“以人為本”，核心是人的城鎮化，而非“造城計劃”、“以房為本”，這需要通過完善相關的體制改革才能實現。
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宏觀經濟研究室主任黨國英認為，高度的城鎮化是農村進步的必要條件，是農業現代化和農民增收的必要條件，也是社會穩定、政治民主的重要基礎。因此，以高度城鎮化實現城鄉一體化十分必要。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楊團認為，新型城鎮化與農村就地現代化，是中國持續發展強勁動力的兩級，這兩者不可偏廢。
3．人口城鎮化的轉型與改革要有路線圖、時間表。遲福林提出，考慮到10年后中國的發展前景，人口城鎮化率的合理區間應不低于50％。未來10年中國人口城鎮化率的年均增長率應為1．5個百分點左右，爭取到2020年基本形成人口城鎮化的新格局。
四川大學教授鄧玲認為，城鎮化推進方案的設計不能是一個模式，一定要高度重視多元化和差異化，通過改革試驗找出一些能夠適應國情的城鎮化道路。
實現農民工市民化到了臨界點，其關鍵在于政治決心，實質是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過程。
1．實現農民工市民化到了臨界點。遲福林認為，農民工市民化牽動影響全局，一方面，實現農民工市民化有很強的現實需求；另一方面，農民工長期融不進城市社會，長期享受不到應有的權利，累積了大量的社會矛盾和風險。面對利益關系的失衡，面對社會矛盾凸顯，解決農民工市民化的時間空間約束明顯增強，決定了不能再拖到20年左右解決農民工問題。
2．農民工市民化不是不可承受之重，關鍵在于政治決心。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部教授馮俏彬測算，以2011年的不變價格計算，將1．6億農民工市民化，所需成本大概是1．8萬億。這個成本不是不可承受之重。農民工市民化成本，與其說是總量問題，不如說是結構問題，核心是要設計方案，明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責任分工。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政策研究中心秘書長唐鈞認為，就算我們不推進農民工市民化，很多成本實際已經在支出。例如，如果許多農民工子弟學校不關閉的話，就可以解決更多農民工子女的教育問題。
陳淮認為，我們要積極穩妥地打破一些利益集團對農民工市民化改革的阻礙，把城鎮化轉型與改革經濟體制密切聯系起來。
遲福林認為，綜合多方面的情況看，到2020年總體解決農民工市民化，關鍵在于戰略判斷和政治決心。應盡快出臺農民工市民化的國家規劃，用2—3年時間，初步實現有條件的農民工市民化；用3—5年時間，通過放開戶籍制度和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制度安排，基本解決存量農民工的市民化；用8年時間，即到2020年總體解決農民工市民化。
3．農民工市民化的過程，實質是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過程。國家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副所長劉尚希認為，人口城鎮化的實質是農民變市民，包括社會身份、職業、居住、子女教育、社會保障、社會參與與社會融合。
中國人民大學土地政策與制度研究中心主任葉劍平認為，什么時候實現了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北京等大城市的房價基本就穩定了。
解決城市化中“人”的問題，當務之急是需要改革城鎮戶籍制度，使長期在城鎮工作的農民工能夠名正言順地取得城鎮居民的身份。
1．創造條件，讓戶籍制度退出歷史舞臺。遲福林認為，對戶籍制度，不是一般的改革創新問題，而是要明確提出取消的目標，并且有時間表，5—8年內，全面實行以身份證代碼為唯一標識的人口登記制度。
王小魯認為，解決城市化中“人”的問題，當務之急是需要改革城鎮戶籍制度，使長期在城鎮工作的農民工能夠名正言順地取得城鎮居民的身份。
2．實現農地物權化的制度創新。王小魯認為，應該在對農戶的土地長期使用權進行確權頒證的基礎上，開放土地市場，在有條件的地方建設規范的土地交易市場，政府可以統籌設計征收土地增值稅。同時各級政府有責任監督土地交易，特別要保證土地交易在失地農民的合理補償和社會保險有充分保障的前提下進行。
黨國英認為，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對提高城鎮化質量至關重要。第一，明晰土地產權，根據土地的公共性程度的差異，建立混合的或多元的土地所有制；第二，要更新土地規劃理念，在各級政府之間合理劃分規劃管理權限；第三，建立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改革國家征地辦法；第四，要鼓勵一部分城市建設低密度住宅，滿足中產階層改善居住品質的需要；第五，深化農業用地管理制度改革。
3．推進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制度對接。遲福林認為，應盡快出臺全國統一的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政策，實現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制度的對接、融合。
王小魯建議，用幾年時間，把在城鎮就業的農民工納入城鎮基本社會保障范圍，真正做到基本社會保障全覆蓋。
4．建立多元投融資體制。曹遠征認為，在推進新型城鎮化過程中，財稅體制改革的啟動不僅僅關系經濟體制改革，還是社會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的啟動。從這個意義上來講，適應城鎮化的趨勢，適時提出財稅體制改革，是下一步改革的關鍵。
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賈康認為，在公共財政支持人口城鎮化方面，需要以一元化的公共財政作為支持后盾，形成全口徑預算概念下的公共資源配置全景圖，進而優化公共財政結構；同時要積極引入公私合作伙伴關系，建立有效的籌資放大機制和管理增效機制。
中國銀河金融控股有限責任公司董事長陳有安認為，面臨著農民自有資金、城鎮化自有資金不足，依賴于外部有限的情況下，多層次資本市場的建設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課題。
應樹立包容性的城鎮化發展理念，尊重城鎮化發展規律，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
1．樹立包容性的城鎮化發展理念。唐鈞認為，沒有包容就沒有真正的城鎮化。包容首先是容納，從容納要走向接納，最后消除社會排斥。其中最重要的是社會福利的普惠性。
中改院學術委員常修澤認為，推進人口城鎮化的轉型與改革，要確立包容性的改革方略，解決“排異反應”的問題。
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院長薛瀾認為，公共治理與制度創新是實施以人為本，公平共享城鎮化理念的關鍵：一是明確城鎮居民主體是中國城鎮化治理的基礎；二是提供全體城鎮居民共享的基本公共服務是城鎮化治理的重要任務；三是建立可持續的公共財政體制是健康合理城鎮化的基本保障。
2．尊重城鎮化發展規律，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曹遠征認為，城鎮化是自然的過程，并不是政府人為推進的，不是政策強行干預的結果。政府推動城鎮化建設更多的是提供農民工市民化所需要的公共服務，采用PPP等模式引導更多的社會資金進入。
王小魯認為，要提高城鎮化質量，合理布局，必須規范政府職能，約束政府行為，對官員的政績考核不能只看GDP，不看公共服務。政府的第一位的職責是提供公共服務，而不是干預和取代市場，去完成那些本應市場完成的任務。
3．著力改革行政體制。遲福林認為，過去十幾年中國城鎮化制度安排的突出特點是“行政化”、“行政主導”，由此形成某些城鎮化發展的行政體制掣肘。按照經濟社會發展需求推進城鎮化進程，需要突破“行政化”的束縛，形成經濟主導的城鎮化的基本格局。
中國行政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汪玉凱提出，城鎮化的公共治理最重要的是賦予市一級更大的自主權。建立智慧城市是完善城市公共治理的一個發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