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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最流行的說法是，唱空中國的人屢唱屢敗，南轅北轍，聲譽掃地，根本原因在于他們沒有看到中國政府對經濟運行擁有更強的控制能力。對此筆者不敢茍同。
    正如上面分析所指出的那樣，因為處于最有利的經濟發(fā)展階段和支付改革成本能力最強的民眾這一有利環(huán)境，加上政府做對了一件關鍵的事情，即堅定的改革和推行市場化，才阻止了經濟崩潰。如果看不到外資和民營經濟在這一過程中的重要作用，被表面現(xiàn)象所迷惑，那么在嚴峻經濟形勢面前，自然而然就得出應該擴張政府邊界的結論，甚至會錯誤地認為，易于貫徹政府意志的國有企業(yè)應該在對抗危機中充當更重要的角色。
    不僅歷史可充當鏡子，他山之石也可見證市場的重要性。不論是20年前印度經濟擺脫困境，漸漸告別病態(tài)，展現(xiàn)活力，還是最近十多年來巴西經濟漸入佳境，無不是減少管制，收縮國有經濟，擴大市場機制作用范圍的結果，通過更加嚴厲的管制，更大程度地擴張政府邊界來抵抗危機，不僅在新興經濟體中看不到成功的例證，就是成熟經濟體在對抗周期性危機中即使增加了赤字，也從來不敢大肆破壞基本的市場機制。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的表現(xiàn)，使得一部分人更加相信經濟有模式優(yōu)劣之分，甚至一部分人在潛意識里認為，有一種制度或體制可以永遠地避免危機。西方國家每隔幾年就會出現(xiàn)一次經濟衰退或危機，而中國自1978年以來，就一直保持7.8%以上的增長率，從未出現(xiàn)過國內生產總值（GDP）的負增長，而近些年來失業(yè)問題也似乎永久地解決了。中國能輕易做到西方國家長期做不到的事情，這背后一定有什么秘密。不得不說，這種認識不僅膚淺，而且可能非常有破壞性。
    中國與發(fā)達經濟體處于完全不同的經濟發(fā)展階段，因此，中國如果發(fā)生經濟危機，其表現(xiàn)形式必迥然不同于發(fā)達國家。如果以連續(xù)兩個季度的GDP負增長來作為衰退標準，顯然中國過去一直沒有出現(xiàn)衰退，未來較長一段時間出現(xiàn)這種衰退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但是，這并不意味著中國從未發(fā)生過經濟危機，或者說中國永遠不會發(fā)生危機。事實上，上一波中國崩潰論者所指出的一系列問題，正是中國處于經濟危機之中的征候。中國崩潰論者的預測完全錯了，并不等于說我們避免了危機，而應該理解為我們走出了危機，因為當時的經濟困境，完全可以理解為是經濟危機狀態(tài)。
    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下，我們同樣避免了陷入西方那種經濟困境。表面上，我們沒有發(fā)生危機，但一經深思，卻根本樂觀不起來。眾所周知，在外需突發(fā)性消失之后，我們靠房地產投資和基建投資創(chuàng)造的內需補缺，從而避免了GDP的大幅下滑和失業(yè)的大幅上升。但為上述增量內需提供資金來源的，是高房價提供的數(shù)萬億資金，而高房價的背后，消耗的是購房者自身乃至上一代和下一代儲蓄，沿著這個鏈條分析下去，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是高房價的真正承受者為避免“危機”支付了最終成本。因此，從經濟增長率、就業(yè)、財政收入等宏觀數(shù)據(jù)層面看，我們非常出色，沒有絲毫危機跡象，但對那些成本的支付者來說，則處于切切實實的危機狀態(tài)之中。并且這部分人的利益損失程度，遠遠超過成熟經濟體的衰退和失業(yè)所能造成的損失程度。
    事實上，危機是市場經濟的必然現(xiàn)象，是現(xiàn)代社會化大生產的必然產物。人類告別個體的小生產模式之后，社會物質基礎空前增強，使得社會有能力避免早期那種常常由自然災害引發(fā)的經濟危機，但大規(guī)模社會化生產所產生的協(xié)調問題，經濟運行所要處理的跨時問題空前增加，加上人性中的“動物精神”無法消除，危機事實上是不可避免的。在很多時候，危機是釋放經濟系統(tǒng)內部失衡壓力必不可少的一個出口。
    其實，工業(yè)革命之后，就有一部分人看到了這種社會化生產之下危機發(fā)生的不可避免性，但他們試圖用計劃經濟和全盤的公有制方式加以克服，而歷史證明，中央計劃同樣不能避免危機，甚至會制造更大的危機和災難。事實上，不是市場經濟制造了危機，也不是私有制制造了危機，而是現(xiàn)代大規(guī)模生產本身決定了危機的不可避免性。難道我們要通過退回到小農經濟來克服危機嗎？顯然這是荒唐的。那么，對于危機的理性的態(tài)度，就不是烏托邦式地試圖通過建立市場經濟的某種特殊模式來消滅它，而是加強預警，盡量減少其烈度，減少其對社會的震蕩和傷害。
    隨著2009年抗危機政策的負面效應逐步暴露，新一波看空中國的言論抬頭。與上一波中國崩潰論一樣，他們指出的問題也是客觀存在的。他們的看空預言能否成真，同樣取決于前面提到的幾個因素如何演化。現(xiàn)今中國經濟成熟度比當年更高，這意味以增量來化解存量矛盾的難度越來越大，中國出現(xiàn)顯性經濟危機的概率確實上升了，最令人擔心的是，在貧富差距（遠比基尼系數(shù)顯示得更為嚴重）高到難以持續(xù)之下，一旦危機顯性化，民眾對危機的支付能力和支付意愿都遠不如上一次。特別是隨著房價持續(xù)泡沫，局部絕對貧困化已成事實，社會承受能力不樂觀。當然，今天政府擁有的資產遠非當年可比，因此，我們也沒必要絕望。
    如果說我們現(xiàn)在不處于危機狀態(tài)，那么我們要抓緊時間調整，避免危機的發(fā)生；如果承認我們現(xiàn)在就處于隱性的危機狀態(tài)，那么我們同樣要抓緊調整經濟結構，避免危機顯性化，或者是降低顯性危機產生的沖擊和危害。而面對正在累積的危機風險，其原則不是擴張政府的邊界，而是讓經濟運行更加市場化；不是以對抗危機的名義讓政府集權，而應該是以改革的態(tài)度，激活經濟的潛在供給能力；不是刻意捂蓋子把危機向后拖延，而是要主動開口子，讓矛盾有序釋放。
    至于查諾斯等人的“危言聳聽”，要切忌陷入有害無益的陰謀論，也沒必要當作“是”或“否”的選擇題。正確的態(tài)度，應當是把所有看空者的危言，當作解決問題的忠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