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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頂層設計”成了一個時髦用詞，但明顯有意義泛化的跡象，似乎大大小小的改革舉措都需要依靠中央的頂層設計。有的地方和部門對于面前的矛盾和問題甚至無動于衷，坐等上面的頂層設計。
重大的戰略性改革框架和改革路徑等，的確需要依靠頂層設計。但頂層設計并非提供具體細微的執行方案。頂層設計并不排斥也不應排斥中層設計甚至基層設計，它們之間是相互補充、相互呼應的。頂層設計有時甚至需要依靠其他層面的設計及其實踐去推動、完善。下面筆者以上海股市誕生、發展的案例來予以說明。
改革開放之初，上海涌現了大量的新辦集體企業。這些企業屬于當時的體制外企業，其生產經營所需的資金只能到計劃外去尋找。于是，這些企業便向民間集資，向職工集資。作為集資“憑證”的各種各樣的“股金券”、“內部股票”就出現了。
簡單、粗糙的發行制度，后來逐步被更為公開、更為規范的發行制度所替代。
1984年11月13日和1985年1月2日，飛樂音響和延中實業分別向社會公開發行股票，從而股票公開發行的制度安排得以確立。
無論是規范的股票還是不規范的股票，持有人出于資金周轉和規避風險的需要而逐漸產生了轉讓需求，有些人甚至進行了不同方式的自發轉讓。這種轉讓造成的隱患使管理層無法袖手旁觀。于是，人民銀行上海市分行就規定：持有人要轉讓需自找對象，并到代理股票發行的工商銀行上海信托投資公司靜安分公司辦理轉讓手續。
1986年9月26日，靜安證券業務部開始成立并接受股票買賣委托，也就是股票持有人不需要再自找交易對象了。從此，上海有了新中國第一個股票交易柜臺。
伴隨著股票交易和國庫券交易的日益活躍，規模日益壯大，市場日益強烈地需要有一個統一的證券交易平臺。
1990年11月26日，上海證券交易所正式成立，并于12月19日開業。上海股市由此實現了集中、統一的電腦配對交易。
縱觀上海股市乃至新中國股市孕育和誕生的艱難歷程，可以發現，它并不是頂層設計的產物，而是一個自發實踐的、帶有鮮明的市場導向性質的計劃外產物。至少在那些不夠規范的
“股金券”的發行和股票的私下轉讓時期是如此。
股票和股市作為非頂層設計的計劃外產物的結論，還可從以下事實中得到支持：一、交易所成立以前和運行初期發行和交易的股票，基本上來自計劃外企業；二、自1984年公開發行股票后，民間要求建立證券交易所的呼聲就一直未間斷過，管理層直到1990年底才打破顧慮正式設立證券交易所，且在相當程度上還是為了滿足國債的交易需求；三、對股市初期的管理是由人民銀行負責，而沒有及時更未提前
“設計”成立專門的監管機構。
從制度經濟學的角度來看，新中國股市的誕生屬于市場導向性的誘致性制度變遷。誘致性制度變遷指的是，經濟活動主體在響應獲利機會時，自發倡導、組織和實行的制度安排的變更或替代。現在人們所說的頂層設計及其實施，則屬于自上而下的強制性制度變遷。在制度經濟學中，強制性制度變遷與誘致性制度變遷不僅是相容的，而且是相互促進的。新中國股市便是誘致性制度變遷后，催生了強制性制度變遷的一個典型制度演進案例。或者說，后來關于股市的許多頂層設計，最早是來自于企業和金融市場一線相關人員的實踐創造活動。所以，頂層設計也需要其他渠道設計和民間改革創新的補充、呼應及支持。
我國農村的改革也是如此。安徽小崗村農民包產到戶的創舉，在一開始也并非來自頂層設計。改變商業形態、引起商業革命的電子商務，發展初期也是民間弄潮兒和創新者發起的誘致性制度變遷，甚至一開始還受到傳統商業模式下既得利益者的阻撓。
當然，誘致性制度變遷的成功，往往需要強制性制度變遷的呼應和支持，頂層設計應該容納、整合各種改革舉措。全社會應有鼓勵改革、寬容創新的環境和氛圍。例如，金融票據的收藏品表明，在改革開放前，一些企業和單位也發行過“股票”，甚至還有過分紅。但為什么沒有最終孕育股市呢？關鍵在于那時沒有改革開放的大背景，沒有強制性制度變遷的技術支持。
這里強調中下層要有改革的意識，并不意味著頂層設計不重要。在不少方面，如果頂層設計中沒有為中下層設計提供寬容的環境和氛圍，中下層的改革創新是難以想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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