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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于5月4日開始實施，司法解釋通篇都體現了“嚴懲”二字，不存在任何從寬規定。
從2009年《食品安全法》出臺，到兩高出臺食品安全刑事案件司法解釋，食品安全治理在法治進程上實現了艱難一躍。此次司法解釋，對于食品安全領域備受關注的嬰幼兒食品、地溝油、監管者責任等方面都有了明確的回應，實現了法律規則對由加工到監管的安全鏈條的全方位覆蓋。
這次司法解釋的亮點，或許不是“嚴懲”，而是進一步強化了食品安全違規行為的犯罪定性。然而，在現有治理格局下，司法態度如何落實到現實層面的司法實踐中來，確實是一個比制定嚴格的司法解釋更為艱難的工作。這從2008年毒奶粉事件之后，中國食品安全領域的法治建設總體向前推進，但食品安全治理仍不見明顯改觀可以得到說明。因而，面對史上最嚴的食品安全“重典”，怎樣落實，仍需要更為細致的制度鋪墊。
食品安全治理長期以來效果有限，在于治理過程中所面對的其他干擾因素過大。一是政府在公共利益與企業利益上的考量。在一些性質惡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中，如毒奶粉事件，對涉事企業的處理出現了地方保護主義的苗頭，監管部門不同程度地被企業俘獲。這一點上，司法解釋專門明確了食品安全監管者的瀆職罪，意味著將監管者的責任追究完全納入司法框架，既規避了行政部門過度使用自由裁量權的可能，也可避免當事責任人事后低調復出的現象，監管者的履職壓力得以加強。不過，真正要使職能部門回歸監管者的立場上來，權力的制約問題，仍是重中之重。
二是職能厘定上的欠精確。如消費領域和生產領域的食品安全監管，就成為監管部門職能交叉的重要領域。今年3月的大部制改革，成立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雖更有利于對食品、藥品的生產和經銷各環節的管理，但在具體操作上，能否徹底摒棄職能劃分上的模糊，以及監管上的空白和漏洞，消除因逃脫責任埋下的隱患，還需實踐檢驗。這次司法解釋在食品安全的各個環節都做到了細化，相應的，監管責任的細化也要適時跟進，這樣才能確保監管者對于食品安全問題保持敏感的嗅覺，司法的打擊面才能更為精準。
三是職能部門的專業建設滯后。當前食品安全領域的違法已呈現專業化、流水化，一些添加物也往往令既有標準無所適從。鑒于此，職能部門自身的專業化建設不容忽視，如對食品安全的科學研究要同步跟進，標準的制定和更新要適應變化的需求，才能使系統化的監督有據可依。
另一方面的專業性還體現在政府職能轉型的問題，如信息公開。去年食品安全被納入地方政府的政績考核體系，加強食品安全領域的法治，要防止地方政府堵塞、隱瞞食品安全問題。值得重視的是，食品安全不同于一般性社會問題，消費者是最好和便捷的監督者，如何對這部分監督力量加以利用，消費者的舉報如何更有效地抵達，應該成為編織食品安全網的重要考量。畢竟，司法的威力得到落實的前提是問題的暴露。
當然，食品安全領域的法治進程也與社會的整體法治進程關系大焉。言下之意，食品安全治理的“重典”要落到實處，必然少不了司法環境的改善。其中，減少行政力量對于司法的干擾是重要支撐點。總之，一切圍繞食品安全的努力，都是要使食品安全的治理真正回歸到“民以食為天”的樸素命題上來，食品安全法治就是為了最大限度掃除其他一切障礙，而做好法治的制度鋪墊，仍是當下之急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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