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著名經濟學家林毅夫在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主辦的第一屆金融家大講堂上表示，“超凱恩斯計劃”是用增加的政府赤字作投資，從而創造就業機會對沖失業，這是讓世界經濟走出這場危機的唯一可以選擇的道路。
這是林毅夫自2008年首次提出該建議后，再一次在公開場合推銷他的“超凱恩斯計劃”。盡管作為曾經的世界銀行第一副行長，林毅夫渴望形成一套屬于自己的、且被世界接受和認可的理論，但“超凱恩斯計劃”沒有超出凱恩斯理論的基本框架。
被林毅夫自己認為是世界經濟走出危機唯一可以選擇的“超凱恩斯計劃”，到底是否適用目前的經濟發展實際，是否真的能夠幫助世界經濟走出金融危機困境呢？筆者認為，不具備實施的條件。
就發達經濟體而言，這項計劃是有需要、無可能。由于發達經濟體普遍實行市場經濟，也就是說，經濟是否能夠健康有序發展，依靠的是市場對資源的配置與調節，政府所做的主要是創造環境、改善環境、營造環境，使政府與市場之間形成比較協調統一的機制。金融危機首先在發達經濟體爆發，并迅速演變成主權債務危機、財政危機等，說明市場無形之手的作用已經發揮到了極限，政府的有形之手應當更多地發揮影響作用與指導作用。問題在于，無論是美國還是歐洲，抑或其他經濟發達國家，普遍遭遇了主權債務危機，且這樣的危機不是政府對社會資源的過度調度產生的，而是社會公共福利過高、財政負擔不斷加重長期積累下來的。如果政府強行推行“超凱恩斯計劃”，在社會公共福利不能有效降低的情況下，勢必進一步加大主權債務危機和財政危機的程度。就算能夠渡過眼前的難關，等待這些國家的可能是更大的危機。就此而言，“超凱恩斯計劃”對發達經濟體是有需要而沒有可能。
就新興經濟體國家而言，則是有可能、沒需要。進入21世紀以來，新興經濟體增長速度遠快于其他國家，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也上升很快。這里面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發達經濟體為了轉型需要，將大批制造業轉向了新興經濟體國家。并通過大量進口，給新興經濟體國家創造了良好的經濟發展外部環境。在發達經濟體需求急劇衰弱的情況下，新興經濟體也開始遇到了瓶頸。增加政府性投資，當然能夠幫助新興經濟體國家提供一定的市場需求。但是，不要忘了，這樣的需求是短暫的，缺乏滲透力與影響力的。搞不好，會嚴重抑制正常的消費需求。
雖然新興經濟體沒有出現財政危機，推行“超凱恩斯計劃”的條件具備，但并不需要。對新興經濟體國家而言，最核心的問題應當是如何通過改革，激活內部需求，尤其是居民消費需求。如果這個問題不能解決，而盲目地加大政府投資，最終的結果是走入惡性循環。
林毅夫日前接受搜狐金融中心采訪時就表示，中國經濟在未來20年仍將保持每年8%的經濟增長率，且仍以投資為主，一旦舍棄投資轉為消費，中國將很快陷入危機。他是想將中國作為“超凱恩斯計劃”的試驗地，但中國并不是一個真正稱得上市場經濟的國家。中國經濟一個顯著的特點是政府太強勢。特別是2003年放開房地產市場之后，短短十年時間，各級政府不僅從土地上獲取了高達30多萬億的級差收益，同時還積累了十數萬億的政府債務。更重要的，這些資金和資源中的很大一部分被政府嚴重消耗和浪費了。中國雖然沒有出現主權債務危機和財政危機，但中國各級政府，特別是地方政府身上的債務，足夠讓“超凱恩斯計劃”沒有實施空間。
推行“超凱恩斯計劃”，繼續強化政府投資，等于是進一步強化政府的強勢，進一步削弱市場的資源配置作用，并為權力尋租、腐敗等提供新的空間，對社會公平、正義等產生新的傷害。雖然林毅夫看到了地方政府熱衷搞投資的特點，但決不能無視政府投資已經嚴重過度這個特點。因為，中國經濟面臨的問題，包括在金融危機沖擊下經濟出現的下行問題，根本就不是投資不足而是投資過度，尤其是政府投資過度的問題。如果繼續抓著投資的方向盤不變，等待中國的極有可能是真正的經濟危機。中國真正需要解決的，是國內消費需求疲軟的問題。所以，林毅夫先生的“超凱恩斯計劃”，在中國不僅沒有需要，而且沒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