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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張曉強在博鰲亞洲論壇上公開透露，目前正在抓緊編制城鎮化規劃。這預示“新型城鎮化”戰略即將從幕后走向前臺。因為有著傳統經濟增長模式和城市化弊端的切膚之痛，大家都迫切希望借新型城鎮化之聚勢打開深化改革的命門。
但是，新型城鎮化在規劃實施上還面臨成串的問題，特別是規避“穿新鞋走老路”的頑疾，即地方政府借城市戶口來圈地、發展房地產和上投資項目。從近期“國五條”在各地的落實情況看，地方政府依舊抱著對土地財政、項目投資、傳統經濟增長模式的貪戀。而我國的資源和環境、民生和社會已經到了“傷不起”的境地。新型城鎮化涉及土地和戶籍制度、央地關系、財稅制度等體制性改革，本質上是改革問題而非增長問題，牽一發而動全身，規劃實施的效率亟待智慧的頂層設計來支撐。若新一屆政府做好頂層設計，制定好游戲規則，則新型城鎮化的推進就已成功了一半。
目前來看，頂層設計還有幾個問題需要破解或厘清：
其一，關鍵問題是戶籍還是土地。傳統城鎮化路徑下農民工無法通過戶籍實現市民化和享受應有的社會保障，這是造成“偽城鎮化”的根源，很多人認為首要的是跨越戶籍障礙。近年來，國家在放松戶籍限制上也出臺了一些措施，但戶籍制度改革解決的只是社保和就業問題。只有集體土地平等地進入土地市場，農民工才能享受市場化帶來的溢價收益，才能破解社保和就業的成本難題。土地制度改革先行有更深的含義，集體土地能否市場化是農民是否意愿參與城鎮化的標志，也是決定城鎮化實施效率的標志。再進一步，集體土地如能市場化，將打破土地國有化征收條件下地方政府濫用廉價要素的負面激勵，破解地方政府對房地產和傳統經濟增長模式的依賴。
其二，尊重國際規律還是迎合中國特色。為了規避傳統城市化的弊端，現在有一種全面否定了傳統城市化路徑的傾向，要求尊重國際城市化規律，即尊重人口的自由遷徙權，認識到城鎮化是工業化、產業升級的結果而非工具。筆者認為，正視中國城鎮化的特色，一方面是要肯定30年來我國城市化路徑是以比較優勢參與國際分工的必然結果，農民工和土地廉價征用具有必然性；另一方面，在等級化城（市）鎮管理體制下資源配置的非市場化，使得地方資金來源和公共服務供給深度依賴土地財政，長期風險突出。或許，將國際城市化規律對于城市化效率的決定契入到新型城鎮化規劃實施的每一步，能將改推進革與回避制度慣性結合起來。例如，可推廣河南“人地流動掛鉤”的模式，既尊重了人口自由遷徙的規律，又承認了土地依賴的現狀；再如，先解決已在城市工作生活多年的非戶籍農民工家庭市民化問題，這在財力上和阻力上難度也較小。
其三，城市群模式還是大中小城市合理布局。管理層希望的城鎮化模式是大中小城市合理布局，而學術界則認為城市群模式更合意。前者不僅基于解決我國大城市的病態（高房價、交通擁擠、環境污染、公共服務壓力等）的考慮，更希望規避資源向少數大城市集中帶來經營城市、資產投資傾向、收入差距和產業空心化問題；而后者則基于順應產業和資源集聚的規律。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城市化模式的主基調是控制大城市，發展中小城市（鎮），但事實上大城市發展要遠遠好于中小城市，深層原因在于資源和產業主要在大城市集聚對于人口的吸引。產業和資源集聚、公共服務設施供給以及大城市產業升級轉移的現狀鎖定了未來城鎮化的路徑。未來大城市依舊具有較強的資源吸納能力，對人口流入的吸引能力最強。同時，交通設施將大城市和周邊市鎮連接起來，使大城市產業結構升級、傳統產業轉移輻射周邊中小城市發展成為可能，從而形成城鄉交錯地帶以及圍繞交通沿線布局的工業小城市（鎮）。這種模式有別于目前周邊小城市（鎮）發展嚴重滯后的城市群模式，這并非是大中小城市空間上基本平均的布局，而是對目前城市化布局的糾偏。管理層提出的大中小城市合理布局，是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的結合體，這是遠期目標。
其四，頂層設計如何尊重地方首創。由于在城鎮化推進的成本支出和效用上，中央和地方存在沖突，例如城鎮化成本支持、公共設施建設壓力、城市戶籍人口抵制等。同時，各地的集聚能力、財政實力、基礎設施現狀、吸納能力各不相同，激勵地方的首創精神也很重要。頂層設計需要解決的是理順盤根錯節的利益關系，找到體制和利益鏈條中最薄弱環節作為改革切入點，設置地方推進新型城鎮化的考核機制，激勵地方政府有動力落實中央城鎮化戰略思路，以求在支出分擔、融資出路、財政分權讓利等方面能實現雙贏；而地方需要解決的是如何落實試點主導權，探索城鎮化在促進地方經濟增長和增加財政收入方面的積極因素，評估地方城鎮化戰略的實施效率和成功經驗的推廣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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