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4月15日美國與日本簽署協議之后，加拿大貿易部長上周六在一則聲明中稱，加拿大也已與日本完成了談判。這樣，在獲得本地區兩大貿易伙伴國的支持后，日本極有可能在7月正式加入TPP談判。一個占全球經濟總量40%的超級貿易圈有望在未來幾年內形成，而它并不包括全球第二大貿易體的中國。
差不多與此同時，日本在“安倍經濟學”（Abenomics）下推出的激進貨幣政策，卻非但沒有在剛剛結束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與世界銀行春季年會及二十國集團（G20）財長及央行行長上被批評，反而IMF總裁拉加德還公然贊揚這是“一項積極舉措”。美國財長杰克·盧在放軟對日本調門的同時，卻點名中國干預匯市。發達經濟體財經領袖有意忽視經濟常識的上述表態，遭到了華爾街最有影響力之一的經濟學家斯蒂芬·羅奇的強烈質疑，羅奇認為，美日的量化寬松政策，不僅無法在本國達到刺激經濟的效果，而且會給新興經濟體帶來嚴重的外溢效應，比如本幣貶值與流動性泛濫，進而可能為下一次危機埋下禍根。而與美國在同一戰壕里的韓國，也通過財長批評日元貶值對韓國經濟的傷害，更甚于朝鮮的威脅。
眾所周知，在上世紀80年代，日本曾在實體經濟領域把美國逼得喘不過氣來。1985年，日本的GDP已相當于美國的三分之二，對美國的貿易順差從1980年的
76.6億美元增加到1984年的461.5億美元。到1985年，日本對外凈資產為1298億美元，而美國對外債務則為1114億美元。美日圍繞汽車和農產品的貿易戰一度劍拔弩張。心高氣傲的日本此時認為憑借自身實力足以挑戰美國。依托雄厚經濟實力推動日元國際化便是其中舉措之一。1985年，日本政府發表《關于金融自由化、日元國際化的現狀與展望》公告，拉開了日本經濟金融全面自由化及日元國際化的序幕。面對咄咄逼人的日本，美國終于舉起了金融鍘刀，當年9月22日，美國聯合英國、聯邦德國和法國，力壓日本簽署了五國政府聯合干預外匯市場，誘導美元兌主要貨幣的匯率有序貶值，以解決美國巨額貿易赤字問題的“廣場協議”。此后，日元大幅貶值，日本以出口為導向的產業受到重挫，日本政府被迫以調降利率等寬松貨幣政策來激活經濟，資產價格泡沫被急劇放大，日經指數在1989年底狂飆到39000點之后猛然間被腰斬，直到2001年3月跌破12000點心理大關。泡沫經濟的破滅，不僅造成了高達6萬億美元的直接損失，日本還就此失去了與美國抗衡的實力。
30年后的今天，資本主義世界的兩大經濟強國發現，昔日連日本經濟規模四分之一都不到的中國，竟然在全球經濟競爭與產業變遷中，將經濟規模做大到驚人的8萬億美元，外貿進出口貿易額從1982年的416億美元攀升到2012年的38667.6億美元，其中出口額高達20498.3億美元。而美國和日本當年的出口額分別為16120億美元和7929億美元。中國的出口額已相當于當年美日總和的80%，經濟規模約占當年美日總和的40%。而且中國做大經濟規模的空間還在不斷擴大，貿易實力也在不斷增強，預計今年就可能成為世界第一貿易大國。另一方面，中國還結合不斷增強的貿易實力，通過雙邊貨幣互換，在穩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的同時，構筑中國的全球化貿易體系。換言之，在美日看來，一旦中國完成由制造業大國和出口大國向制造業強國與資本和貿易強國的轉變，中國就將在全球價值鏈的高端環節擁有屬于自己的核心份額，這對美日來說，絕對是核心利益的切割。
從國家與國家集團之間的戰略競爭來看，無論是談判進程明顯加快的泛太平洋戰略經濟伙伴協定（TPP），還是“安倍經濟學”催生的量化寬松貨幣政策，既是握有機制化霸權的美國為了延長美元紅利期的戰略安排，還是在實體經濟領域漸漸被中國拋在身后的日本，有意配合美國構筑對華貿易與金融包圍圈的組合動作。而從奧巴馬政府的重返亞太戰略，推動制造業回流，發動第三次工業革命以及經濟戰略意義更明顯的泛太平洋戰略經濟伙伴協定（TPP）等一系列政經動作來看，無一不在通過多維手段恢復美國的經濟競爭力，在拉抬日本經濟的同時遏制中國，以達到撇開現有國際組織重構全球化經濟與競爭體系的目的。
時不我待，在亞太經濟與貿易戰略競爭格局面臨大洗牌的歷史關口，我們唯有一心一意鍛造經濟競爭力，才能獲得戰略博弈主動權。我們應當鏡鑒日本當年被美國戰略打壓后失去超一流競爭力的教訓，緊握金融主導權，前瞻性地分析全球貿易分工與產業競爭的未來生態，強化制造業的競爭力，確立并鞏固出口產品的高增值和高技術發展導向，全力提升出口產品的競爭力。同時，盡力以雙邊和多邊貿易為基礎，爭取在金磚機制、G20和WTO框架內，積極提升中國在全球經濟秩序中的話語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