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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社會各界加強了對“三公消費”的監督，央視、新華社等中央媒體，經常性的暗訪轉入地下的公款吃喝以及公車私用等問題，再加上李克強總理承諾“三公經費只減不增”，讓這場以“厲行勤儉節約”和“過緊日子”為主題的整風，沒有出現“三月來，四月走”現象。
根據各大中央媒體的統計，截至19日零點，已有80多家中央部委在各自網站上公開2013年“三公經費”的使用計劃，中央本級“三公經費”財政撥款預算79.69億元，比去年的實際花銷減少了1.26億元。應該說，與往年相比，沒有增加就是勝利，何況還削減了不少。
政府在運行過程中，公務花費是必要的，但要合理，如何判斷合理就需要公開，接受人大和納稅人的監督�，F在部分“三公消費”是不受約束，規模龐大，不管是公車還是吃喝，都往高端和奢侈方面發展。目前要求“過緊日子”，主要是財政增收放緩，而部分地方政府債務積累太多，而已經沒有過度消費支出的財政基礎了。
規范“三公消費”不僅僅是財政分配以及工作作風問題，而是一個法律與制度問題。它不能長期依靠沒有約束力的工作紀律、偶然性的暗訪，以及并不具體的數據公開來規范，而是要重新確立政府與納稅人、行政機關和立法機關之間的關系，并以此為基礎，實現預算民主化、透明化。因此，目前提高“削支”可信度，還需從制度源頭上防止濫用公款，避免運動化。
至于中國“三公消費”的規模，《人民日報》近日調查稱，每年“三公消費”達9000億元的說法并不準確，是一系列相互引用的所謂“內部數據”，而這個內部數據也沒有具體來源�？梢�，對中國三公花費到底多少要進行精確統計，不僅政府要了如指掌，相關信息也應進行精細化公開，避免以訛傳訛。
需要指出的是，“三公經費”和“三公消費“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前者是財政預算用于“三公”開支的資金，后者則包括財政預算內和預算外支出，考慮到許多地方政府至少有一半的收入來自賣地和收費等預算外，“三公消費”規模遠遠大于三公經費，再加上企業對政府官員的吃請、養車、出國旅游等，那就更多。這就可以理解，為何“八項規定”出臺后，中國消費增速出現明顯下滑，而這還主要是減少吃喝所致，足可以看出“三公消費”的龐大。
“三公花費”在中國已經是老問題，幾乎每年兩會期間都會被媒體和代表們拿出來熱議，但治理起來卻成效有限，甚至有越來越嚴重之勢。因此，推進財政預算公開透明化，披露項目精細化，是有效貫徹“八項規定”的重要保證。
由此可見，如果財政預算透明化，在合理化“三公消費”的同時，也有助于規范其他政府支出，把有限的財政資金使用在刀刃上。同時如果建立一套預算公開和問責制度，將有助于有效貫徹把權力關在制度籠子的目標。此外，合理化三公消費需要對地方政府實現問責，而目前僅僅依靠上級對下級的行政監管還不夠，還需要引入第三方力量，而法治可能是目前各方都接受的一個最大公約數，因此，可以將預算法治化作為合理化三公消費的起點和最重要的推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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