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報告既對過去的偉大成就進行了全面、系統和深刻的總結，也對未來改革和發展提出了高遠、全面和清晰的要求。發展仍然是第一要務，關鍵路徑是經濟體制改革和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這兩方面更應引起各方關注。財稅改革牽一發而動全身，是統領經濟改革和發展的重中之重。自黨的“十六大”以來，各項財政改革取得顯著成就。貫穿始終的其中一條主線是進一步理順中央與地方財政關系，最大限度地調動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
伴隨各項改革與發展，我們始終要在發展中解決一些國民經濟的基本矛盾和問題，其中必然會要求理順中央與地方財政關系：
其一，政府與市場。政府應在市場失靈的領域發揮作用，重點制定規則、供給信息、實施監督、提供激勵，為市場競爭提供法制、公平、有序的環境。只有清晰界定政府事權，才能確定相應的收入和支出責任。由于中國各地市場化進程不一、經濟差異大和公共服務需求偏好不同，絕對地依靠中央和徹底地放權給地方，要么不利于調動地方積極性，要么削弱中央統籌協調能力。從理論上看，中央應管理宏觀經濟，負責保持全國公平、有效、統一、開放的市場環境；地方應管理地區性經濟社會事務，負責維護地方市場秩序。根據公共產品的受益范圍、信息成本以及對兩個主體激勵難易不同，中央與地方各自負責對應的經濟、社會和文化等事務，保持社會經濟穩定和可持續發展。
其二，政府與社會。保持社會經濟協調發展和良性循環，除了政府和市場力量外，還需要社會力量來“滋潤”。目前，一些民間性的協會、學會和研究會，仍由財政資金供養。這些機構本應由社會力量負責籌資和運營管理，政府只起到監管作用。不僅在中央各部委存在各種各樣的類似“塊塊”機構，而且地方也垂直地存在類似“條條”機構。這種局面必須在厘清政府職能、劃分中央與地方支出責任的基礎上加以改變。政府應為社會組織提供法制、體制機制、規劃等公共服務，積極轉變政府職能、完善政府購買公共服務機制。近期，國務院宣布將逐步推進行業協會商會與行政機關脫鉤。行業協會商會類、科技類、公益慈善類、城鄉社區服務類等四類社會組織將直接向民政部門依法申請登記，不再需要業務主管單位審查同意，這將有利于構建政社分開、權責明確、依法自治的現代社會組織體制。以此為原則，應根據本地需要，或者全國統一服務需要，成立各種相應的社會組織，而不一定是“全國一盤棋”。同時，政府不是全身而退，而是與社會共同承擔提供社會服務項目；政府不但不能減少財政資金支持，而應當提供更大的資金保障。
其三，經濟增長與經濟轉型。從政策目標上看，中央與地方在經濟增長與經濟轉型的政策目標選擇上具有較大差異。中央政府一般會制定相對適宜的經濟增長目標，而地方政府卻制定相對較高的經濟增長目標，尤其是經濟下行壓力增大的近兩年。與此相應的是，為了保持全國經濟穩定、健康以及供給全國范圍內的包括潔凈空氣、水等在內的高質量公共產品，中央更加注重平衡經濟增長與經濟轉型之間的關系，而地方雖然有中央制定的減排、環境保護等硬指標壓力，但仍相對忽視經濟轉型。為了稅收和就業，一些地方政府壓低工業用地供給價格，使其價格遠低于商業服務用地和住宅用地，這使得工業企業不顧成本無序擴張，不利于經濟轉型和產業升級。顯而易見，更快的經濟增速意味著更多財稅收入，以及政府通過更多財政支出參與經濟活動。從政策手段選擇上看，中央主要采取積極財政政策以及其他政策工具，而地方則相對依賴土地財政以及金融“財政化”等主要融資手段。特別指出的是，隨著近幾年土地出讓金使用的不斷規范，尤其是在征地拆遷補償支出不斷提高的情況下，地方政府從土地中獲得的可支配財力越來越少，轉而更多地希望從中央獲得財力支持，尤其是中央審批給地方的城投債規模。因此，必須選擇合適的激勵機制理順中央與地方財政關系，讓地方走正路，才能調動兩個積極性。否則，容易導致地方過度舉債、或有和隱性債務劇增，最終難以控制。
以上討論的幾對經濟關系是從一般意義上進行的闡述，當然也是中國經濟重大改革的重要內容，但是在中國經濟曾經探索的改革路徑、當前和今后必將開展的重大經濟改革中也始終離不開理順中央與地方財政關系。一方面，中國經濟過去的重大改革離不開理順中央與地方財政關系。新中國成立之后，圍繞政府與市場、政府與企業、政府與社會等方面的歷次改革，表面是兩個行為主體的經濟關系調整和博弈，本質上是多個主體之間經濟權力的分散與集中。從中央與地方關系看，實質上是中央與地方之間的財政分權與集權；從國家整體而言，最終是最小限度地犧牲中央與地方兩個主體的包括經濟、政治和社會利益在內的各種利益，激勵兩個主體最大程度地提高國家競爭力，為廣大人民利益服務。從改革中的權力調整過程看，一般都是按照“集權—分權—再集權—再分權”的軌跡不斷演進和調整。由于中國地理環境、疆土、人口和民族結構、政治文化傳統，以及其他制度和體制的特殊性，財權高度集中于中央或者盲目分散到地方，均不合適。只有隨著中國經濟發展不平衡狀況不斷改善，不斷調整和完善合理分配中央與地方財權的制度，重點集中中央財力，才能有效地調動中央與地方兩個積極性。另一方面，理順中央與地方財政關系是當前和未來財稅改革的必然要求。今后財稅改革的重點是：健全財力與事權相匹配的財政體制，促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完善預算編制和執行管理制度，提高預算的完整性和透明度；推進稅制改革，完善有利于科學發展的稅收制度。加快改革財稅體制，核心目標是健全中央和地方財力與事權相匹配的體制，完善促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和主體功能區建設的公共財政體系，手段之一是構建地方稅體系。首先，除了目前中央政府承擔國防、外交的事權，其他事權幾乎都是“上面點菜、下面買單”或者中央與地方共做“一桌菜”。在“中央決策、地方執行”的事權劃分方式下，各部門強調各自的重要性，即使中央文件的力度很大，但若沒有一個財力協調機制，地方財力跟不上，就無法實現政策初衷。因此，中國財政體制實際上是中央集權制。事實證明，這種體制極大地調動了兩個積極性。所以，中國財政體制改革仍須在立足事權與財力劃分的基礎上，準確反映促進基本服務均等化從而實現社會經濟發展的現實需求。其次，目前的主要財稅改革涉及中央與地方財政關系調整。當前正在逐步擴大的“營改增”改革，表面是增值稅逐步“吃掉”營業稅，而實際上中央和地方財力關系的重大調整。2012年，營業稅收入占稅收總收入比重為15.6%，增值稅收入占比約為41%。如果“兩稅合并”后，增值稅占比將會躥升至絕對的第一位。雖然中央財政會通過轉移支付“補齊”地方的財政收入，但是地方財權會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影響，比如地方財力支配的自主權等。再次，構建地方稅體系也體現了中央與地方財政關系調整。在統一稅政的前提下，中央賦予省級政府適當稅政管理權限，培育地方支柱稅源，一個很好的政策思路是：建立省級政府以流轉稅和所得稅為主體，市縣政府以財產稅為主體，以行為稅、目的稅為輔助的分級次主體稅種。
中央政府應重點提供外部性大、受益范圍廣的基本公共服務，地方政府則重點供給由地方提供信息處理成本更低、行政成本更低的公共產品和服務。進一步理順中央與地方財政關系，可以遵循以下幾個原則：第一，外部性大小和受益范圍。外部性大和受益范圍廣的領域，比如食品安全、環境安全、資源安全、養老、教育等方面，可能通過統籌全國財力、集中事權更有效率。比如，從“種子到餐桌”的整個供應鏈，涉及檢驗、檢測、評估以及物流配送體系，如果不實行統籌，可能會由于地方利益而形成地方保護主義，降低食品安全門檻，導致三聚氰胺等類似食品安全事件，影響人民健康。與其類似，其他領域外部性也非常大、受益(受損)范圍也非常廣，也需要將事權集中到中央，并安排與之匹配的財力，這樣會有利于提高公共管理效率和實現基本公共均等化。第二，減少行政成本，提高上下協調效率。中央與地方事權的有效劃分，根本上是為了提高公共財政支出效率和公共管理效率。對于一些公共產品和服務，由于地方“近水樓臺先得月”，較中央更具信息優勢，更能了解重點領域和優先順序，因此由地方政府承擔相應的支出責任，應該更能減少行政成本，提高與中央政府的協調效率。第三，注重激勵相容，減少改革阻力。截至目前，很難找到改革不觸動一部分人利益的領域。因此，要推動改革前進，與其說是要有改革的勇氣，倒不如說要有敢于犧牲個體利益換取整體利益提高的氣魄。同時，也要研究激勵相容的可行性，制度設計必須是激勵相容的，即中央與地方既能保證自己利益，也能最終達到整體利益最大化。
只有逐步推進規范、透明的現代財政改革，才能進一步理順中央與地方財政關系。從具體實現方式上看，可借鑒美國進步時代經驗，加快推進財政改革步伐，既要實施現代預算改革，也要建立和完善政府財務報告制度。一方面，根據美國進步時代確立的現代預算改革基本原則。一項科學、有效的財政預算，至少應符合以下原則：其一，必要性。必須進行科學論證，確定預算支出的必要性和優先順序。其二，嚴肅性。預算一旦確定，不得隨意變更。其三，前瞻性。提前預判預算支出規模和可能的風險。其四，完整性。預算支出應涵蓋所有政府機關和相關部門。其五，系統性。所有預算項目支出必須要有詳細說明，并具有邏輯一致性。其六，法制化。所有預算必須得到權力機構(議會)批準，接受議會和社會公眾的監督。其七，透明化。為便于監督，預算內容和過程必須透明。另一方面，應逐步建立體現政府履行經濟職能的財務報告制度，同時財務報告應完整涵蓋政府財政行為，還應建立和完善“權責發生制”的現代預算會計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