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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有學者提出了關于中等收入群體的相關劃分標準，即從全國看，近年來可考慮將中等收入標準界定在年收入6萬～12萬元。這個劃分標準除了收入數字，還加入了一些其他標準，比如家庭有一定數量儲蓄和其他貨幣性資產，家庭人均居住面積稍高于全國平均水平，家庭恩格爾系數為30%至34%左右，家庭成員有旅游健身、觀看中高檔文藝演出等的愿望和經濟能力，有較高的技能或謀生能力以及較高的文化水平等，而比以往那些標準更有說服力一些。
我們都知道，對中等收入階層描述，若與現實情況相差較大則將蒼白無力，并最終淪為人們口中的“被中產”，成為可笑的談資。目前中國社會仍呈現一種“金字塔”形，即低收入者人數偏多，而高收入群體和中等收入者人數偏少，即使測算出一個收入的中位數，這個中位數還低于平均數。
用數字收入來衡量中等收入群體，充其量也只能說明他們比底層收入群體的境遇稍微好一點。何況，生活成本里面的大頭在于醫療、教育與住房；而且除了這些，一部分屬于他們的資產卻無法自由支配，比如公積金，支取并不是那么的自由。更重要的是，在一個社會不斷分化的情況下，很多人因為收入來源不同，進而價值觀產生了巨大不同，比如同是年收入在6萬～12萬的兩個人，假如一個人在機關、事業單位或是壟斷國企，有高福利保障，另一個人就是一個打工者，缺乏那些隱性收入與穩定保障。那么，顯而易見的是，這兩個人的價值觀將會是完全不同的，前者保守而不易接受很多社會亟須的改革，而后者則是改革的支持者。而在現代社會里，中等收入群體的價值觀應該是大致相同的。
因此，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沒有大力度推進的時候，以數字式收入來衡量一個人是不是中等收入群體沒有太大意義。正常情況下，一個人的收入，通常是與教育背景、工作以及經驗聯系在一起。但是在一些社會里，收入與這些因素有時并不呈相關性，一個人的收入可能更大地受到了其身份、家庭背景、隱性福利以及是否有灰色收入等因素影響。這樣的情況下，收入格局本身就存在一種不公正性。只有系統性地推進收入分配改革，社會才會不斷走向“紡錘形”的社會結構，即中等收入人群不斷增多。并且，當人們收入體現一定的公正性，鼓勵創新與勤勞的時候，大部分中等收入階層的價值觀也會慢慢接近。
中等收入群體是社會穩定的重要因素，這無論是通過學者的論證還是其他國家的現實，都已得到印證。你無法想象一個社會，最底層那些收入很低的人居多，而社會能長期處于穩定狀態并可持續。因此，要想使中產群體發揮社會穩定器作用，首先要進行收入分配改革，而不是絞盡腦汁看怎么劃分這個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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