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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世界里有很多話題都具有很強的持續性，圍繞著這些話題的爭論時起時伏，總難有結論。這些話題無一例外都具有一個特點：條件背景，如果不顧條件一味強調某種結論，無異于刻舟求劍。如何拉動經濟增長，就是這眾多話題中的經典一例。在本屆博鰲論壇上，這場爭論又有再起的趨勢。
主流經濟學家趨向于投資拉動說，在他們看來，中外經濟發展的經驗都證明了投資對經濟增長的重大意義，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的卓越成就更是支撐這個觀點的重要依據。甚至有人信誓旦旦地拿出一些國內外在實證研究的成果來佐證。他們堅信，欲保持今后中國經濟7%以上的增速，主要的動力還是來自投資。
坦率地說，這已是老生常談了。早在幾年前中國經濟出現放緩信號時就有人呼吁出臺激勵投資的政策。但現在提出這種觀點仍有一些不同尋常之處。
首先是時間背景不同尋常。早在2008年金融危機全面爆發時，我們就踐行過投資拉動說，四萬億投資就是這種思想的產物。五年時間過去了，全球經濟都出現了企穩的跡象，如今我們仍要依靠投資來拉動經濟，究竟是非如此不可呢，還是無計可施了？
其次是周期背景不同尋常，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很多市場人士都呼吁經濟轉型，中央的政策也一再重申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由此催生的市場預期甚至還成就過滬深股市2008年底至2009年中一輪小牛市。但自2009年以來，這種市場預期變得越來越模糊，有人甚至懷疑中國經濟的轉型會否遙遙無期。再提投資拉動，究竟是回歸本真呢？還是無可奈何？
再次是政策背景的不同尋常，五年前國人提得最多的一個詞是“救市”，自去年以來，主流媒體使用頻率最高的詞匯是“二次改革”（或“深化改革”）。改革就意味著變化，不僅是政策導向，還有思想邏輯。在這個大背景下重溫投資拉動，究竟是新變化的起點呢，還是探索后的回歸？
由此看來，基于如此之多的不同尋常背景下的老話重談，也許還真有必要，至少有助于我們辨析未來經濟發展的基礎到底在哪里。
不錯，投資確實能拉動經濟，但多半發生在新興市場國家（或發展中國家），而且還是發展初期。在我國，改革開放之初要解決的是溫飽問題，因此當時最主要的經濟發展目標就是數量上的大幅度增長，一些本來很重要的經濟指標諸如資源、環境、效率等當然不能與生存問題相提并論，所以都不得不先往后放一放。
但隨著經濟數量發展到一定程度（以基本滿足溫飽為標志），以前那些被忽略的問題就漸漸凸顯出來，并且有些矛盾呈越來越尖銳之勢，畢竟可持續性的生存才是經濟發展的目標。到了這個時期，環境、資源等問題被提上議事日程，同時效率問題也隨之浮出水面，這就有了后來的“粗放型”向“集約型”的第一次轉型。但經濟發展分段不是一個非此即彼的過程，而是個慢慢過渡的過程。在這個過程的早期，雖然“經濟數量”這個指標被稍微弱化，但仍處主導地位，因而經濟深層次矛盾還不是很突出。但是，只要經濟是向前發展的，這些矛盾總要暴露出來。
當這些深層矛盾漸漸顯露出來的時候，第二次轉型的需求迫在眉睫了。第二次轉型的根本訴求是“數量型經濟”向“價值型經濟”的轉化，在這個過程中，“效率”成為最關鍵的節點。這其中不單單指生產效率，更重要的資源配置效率。而從發達經濟體的經驗教訓來看，實現提高資源配置效率的必經之路是市場決策取代人為決策，也就是我們常說的“相信市場比人聰明”。
而“投資拉動”在根本理念上仍然是相信人比市場要聰明，因為“人”的主觀決定了該把資金引向哪里，即便經濟本身已經不再對資金有需求（也就是市場找不到能夠進一步提高效率的途徑了），人仍然可以把資金硬塞給經濟體，這顯然是與科學發展和客觀規律相悖的。
由此，我們可以做個大膽的預測，中國經濟未來改革的關鍵點在資本市場的改革上，而不是投資拉動。因為資本市場的最根本職能，恰恰就是提高資源配置效率，現在市場之所以還沒有發揮這樣的作用，問題不是出在缺乏資金，而是在于市場制度的缺失和機制的不完善。只要完善了資本市場的基本制度安排，其根本職能才能得以回歸。也只有這個根本職能回歸了，中國經濟的轉型才具備了環境基礎。
同樣的道理，現在有人擔心國內消費正在向國外轉移，這不是問題的關鍵，因為即使這些消費全部轉移至國內，其拉動的也只是企業的利潤（甚至還不一定），而不是效率或者價值。這顯然與市場所期望的經濟轉型并不是一回事，因而與投資一樣都不是問題的關鍵。
弄清了這樣的邏輯就很清楚，無論投資還是消費，都不是當前棋局的“急所”，充其量只是“官子”，甚至可能是“單官”（圍棋術語，意為價值很小）。真正影響中國經濟轉型的關鍵仍在資本市場，固守往日的所謂經驗，即便不是刻舟求劍，也一定是本末倒置，最終貽害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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