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農民工市民化的成本為8萬元，這是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民工市民化的成本測算》課題組通過對重慶、武漢、鄭州、嘉興實際調研得出的結果。農民工市民化并不困難，之所以遲遲無法推動，是地方政府在莫名的害怕中不愿承擔責任。
在2010年的時候，課題組對重慶、武漢、鄭州和浙江省嘉興市的市民化成本進行重點調研，調研主要采用座談會和訪談的形式，各個城市的教育、醫療衛生、民政、財政、公安等相關部門參加座談并提供了詳細的資料。事實上，該結論建立在地方政府數據的基礎之上，可能比較樂觀。
農民工市民化所需要成本有不同的結論，從2萬元到10萬元不等。當然，最有意思的結論就是，考慮到農民工在城市化建設過程中的貢獻，以及城市化過程中農民可以享受土地的級差地租，農民工進城是城市的還債過程，不需要什么成本。許多關于消費、關于房地產市場天花亂墜的預期，就建立在農民進城雞生蛋、蛋生雞，資產無限增值理論的基礎上。
天花亂墜的前提子虛烏有。農民工市民化的成本較高，有時候是隱性的。
未來進城的農民多是貧困一族，富裕群體早就在城市中買了房子，通過種種手段完成了市民化的過程。農民工不可能拿回城市化過程中損失的級差地租，農村土地大多被廉價征用，40年或者70年的使用權費用被一次性計入地方政府收入，絕大多數地方政府在城市化進程中負債累累，擁有級差地租的地方不斷成為城市新區，級差地租一旦被拿走，就永遠拿不回來了。地被圈占、地錢被用的過程，不可能回頭。
據調查，昆明新生代農民工月收入1500元以上的僅占29.7%，1000至1500元的占43.4%，500至1000元的占26.4%，還有0.5%的月收入為500元以下。41.7%的新生代農民工表示收入不夠用，44%的能基本維持生活，僅有6.4%的有富余能寄錢回家或儲蓄，還有7.9%的需要家里補貼才能生活。而去年昆明房價均價到達7300元/平方米左右，把農民工排除在購房群體之外。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課題組的報告中，假設各城市對10%的農民工提供廉租房，按每人30平方米，保障性住房的建設成本3000元/平方米（各地有所不同，按不含土地的建設成本計算）計算保障性住房的支出。10％的保障房遠遠滿足不了需求，絕大多數進城農民工都需要保障房，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課題組的數據起碼得提高40個百分點。
深圳或者北京近郊農民獲得高額級差地租，只是在中國一線城市出現的特殊現象，絕不能視作常態。
隱性成本是就業機會與技術培訓。進城務工的農民工成為很難跨越層級鴻溝的平民一族。農民工進城容易，找到合適的工作機會難，任何時候，就業都是大問題。最近招工難之說不絕于耳。與樂觀主義者的說法相反，年輕的農民工可以尋找職業的空間并不大。
無論是第幾代農民工，在制造業大發展期間，居然沒有建立起一個行之有效的技術培訓體系，是制造大國的悲哀。政府在這方面的政策和補貼，就像高新技術企業認定一樣，不知道填到了哪個黑洞里。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黃亞生教授與中山大學2009年所做的聯合調研中，廣東農民工工資的兩大用途是老家造房與教育孩子，老家造房是為了將來回老家養老，占到了農民工總開支的33%；教育孩子是為了讓下一代擺脫代際貧困循環，支出的三分之一用于子女教育。
在上海等大城市中，小學生人數中，外來務工人員子弟已經與當地人子弟數量相近，甚至更多，而武漢等城市也在興建學校。即使如此，筆者在云南山區看到的情況還是，大量兒童隨祖輩生活、在當地學校學習，如果這些孩子隨遷到父母所在地的學校，以昆明近150萬農民工與未來新生代農民工近90萬的兩個左右的孩子計算，僅昆明一地就要新增十所以上規模龐大的學校。
沒有教育的公平，就業機會不可能公平，政府所承擔的成本會更高。
有論者指出讓農民工朋友留在城市，同時保留原有承包地與宅基地，是畫餅充饑，沒有實現的可能。擁有雙重機會，就等于城市與農村雙重體制的保留。對于農民工而言，需要的不是天上掉下的餡餅，也不是高福利，而是基本的教育、就業平等的機會，這也是改變代際貧困傳遞的唯一機會。
新任財政部部長樓繼偉明確機會公平比結果公平重要，數億農民工能夠獲得機會的公平，能夠自食其力，能夠選擇好的農民工學校就學，就是最大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