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聯儲官員在不同場合表示，量化寬松（QE）結束的觸發條件是失業率降至6.5%，因此，很多人將目光牢牢地盯住失業率和非農就業等數據上。筆者認為，這是一種過于簡單化的做法，量化寬松退出與否、何時退出，不能完全根據單一的失業率數據，更可能的情況是，美聯儲會根據多種復雜因素進行相機決策。
持續了4年的量化寬松，招致了方方面面的批評，其中火力最兇猛的要數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和美國國會內的部分共和黨人士。奧地利學派學者指出，貨幣寬松和對金融業的定向救助是中央銀行指揮的一場的“計劃經濟”，大量潛在的僵尸銀行和有毒資產并未得到市場清算，經濟資源錯配難以得到糾正。在沒有經歷創造性毀滅的情況下，經濟結構難有實質性改革。事實如此，近幾年美國經濟結構未根本觸動，吸納就業的制造業和中小企業起色不大，而依賴政府救助的金融業還在賺取大量利潤。
從政治上看，為大量國債進行融資的QE也是在踐行“政治正確”。近年來美國政治理念整體左轉，少數族裔在政治上的崛起——而他們更依賴一個依靠不斷舉債、給社保注入資金的大政府，沒有太多興趣在一個小政府模式下進行清教徒式的個人創業。但是，這一套模式會導致政治對立不斷升溫。正因為如此，去年總統競選期間，共和黨候選人羅姆尼聲稱要撤換伯南克。“占領華爾街運動”、崛起的茶黨、大選后共和黨州掀起的獨立運動，均說明維持量化寬松的政治代價，美國正在被分裂為兩個美國、兩類人群：一群人依賴于歐洲式的大政府支撐，而另一群人則相信美國夢是依靠個人奮斗。后者對量化寬松持反對態度，希望盡快消除量寬依賴癥、推動企業家精神發展。而這種政治環境，是伯南克及其繼任者必須加以考慮的。
美國經濟的主要動力是私人消費和投資。財富效應對促進投資和消費很重要。去年9月美聯儲購買MBS債券以及隨后購買長期國債，美國經濟出現了明顯的財富效應。
數據表明，第三輪量化寬松后兩個多月內，美聯儲持有的MBS規模未見增長，但11月底出現實質性上升。至今年3月底攀升至1.08萬億美元，每月多擴張的100億美元可能是用其他資產置換而來。這樣，在2月底30年期抵押債券利率降至歷史新低附近。這給MBS發債機構和地產商一個利好信號，使其增加融資規模，擴大投資，推動美國房地產產業鏈的復蘇。同時，去年10月份日元開始出現貶值趨勢，加之人民幣升值，重新催生了以新興市場為導向的日元套利資本泛濫。今年以來新興市場國家和歐元區的風險偏好明顯下降，對沖基金削減大宗商品的風險敞口，致使大量套利資本回撤，流入美國債券、股票和房地產市場。正如美聯儲官員費舍爾聲稱，美國股市上漲是美聯儲對貨幣政策“深思熟慮”后的結果。
股市和房地產之間形成了一個正反饋效應。股市上漲將激發握有大量現金的美國企業掀起新的大規模投資；從房地產來看，如果推動房地產價格上升，則可以解套大量負資產家庭。房地產和股市形成的財富效應可以推升消費的增加。
因此，聯儲對MBS債券的“特殊照顧”會讓美國房地產市場投資獲得無風險收益，從而吸引全球資本流入。財富效應能發揮到什么程度，產生什么樣的宏觀經濟影響，也影響著量化寬松退出的時機。
目前，全球經濟“再平衡”進程可能快于預期，這對推行量化寬松的伯南克可不是一個好消息。對于美國來說，今年將大幅削減國防、教育等開支，促進雙赤字長期減赤目標，不過其時間節奏是可以預期的。但是，中國投資的削減和影子銀行問題都可能導致房地產價格出現下滑，從而讓人民幣上漲趨勢不再，甚至日元大幅貶值會潛在地增加人民幣的貶值預期。這樣，如果人民幣不能繼續升值，美聯儲實施廉價美元的戰略空間就大大削減，導致量寬無法延續。事實上我們也看到，三次量化寬松的前后，中國都實施了積極的財政政策，人民幣也出現了升值趨勢。
關于量化寬松的三個新的觀察角度中，某些因素是相互抵觸的。例如，日元貶值將對人民幣和其他貨幣構成巨大的貶值壓力，從而使與匯率走勢同向的資產價格出現下行風險，但這也能促進資金流向美國，推動美股繁榮，強化財富效應；只要中國經濟的明斯基時刻尚未真正到來，人民幣總體貶值趨勢未形成，美聯儲就還有空間繼續印錢；同時，隨著去杠桿的初步完成，必須妥善退出以釋放企業家精神推動下的美國內生增長空間。
因此，伯南克和美國政府的總體策略很可能是，在這一切潛在動蕩因素之間走鋼絲，不斷協調平衡各種不穩定性，爭取時間和資本確保美國經濟平穩回升。至于6.5%的失業率政策目標，則可能只是根據核心通脹率從菲利普斯曲線中推導出來的一個假定值，正如美聯儲今年1月議息會議決議所暗示的，失業率目標并非是退出的一個必要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