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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家發改委“三年限漲令”即將到期之際，全國各大景區再度集體調價。據悉，包括瘦西湖、峨眉山、黃龍洞等在內的知名景點均已宣布上調門票價格，漲幅普遍在20%以上。
當前門票銷售幾乎承擔了景區所有項目開支，漲價似乎成為其“必選”的增收渠道。事實表明，行政限漲令未能消弭國內景區門票漲價的沖動。對于漲價原因，景區大都以維護成本、員工工資上漲、環境資源承載能力有限作為回應。然而，對于景區維護成本具體有哪些、工作人員開支上調幅度是多少、景區承載極限是多大、門票收入規模到底有多少、是否有壓縮管理成本的空間等與漲價相關的核心信息，外界鮮有渠道得知。在財務信息公開渠道不暢的語境下，公共自然景區很有可能淪為私人攬金重地，引發人們“玩不起”的感慨。
有媒體曾對中外“世界自然遺產”、“世界文化遺產”門票價格進行對比后發現，我國景區門票價格普遍高于國外同類景點，游覽一次張家界所花的門票費用，足夠在法國巴黎的盧浮宮游覽三遍。而且，國外不少國家級和市級公園都免費開放。門票水平大相徑庭的背后，是景區定位及運營模式的迥異。
在許多國家，景區被明確定位為公益事業，納稅資金經由財政轉移支付后，有一部分固定投入到公共自然景觀的改造和維護中來。與此同時，在多元化經營模式下，景區會圍繞自身資源特色開展一系列衍生服務，以減少日常經營對門票收入的依賴。比如法國盧浮宮通過設立營業攤點、場地出租以及外部贊助等形式實現了有效運轉；墨西哥金字塔則借助酒店業、餐飲業、紀念品和工藝品銷售、出租車和導游服務等實現客觀利潤。
反觀國內景區，門票下調空間較為有限。一方面，地方財政不會給予景區強大的財政補貼，相反還可能通過“門票經濟”來補貼當地的財政。當前，除了社會投資建設的景點門票價格由運營方自行制定外，其余景區門票價格均實行政府定價和政府指導價。這意味著，地方政府掌控著大多數景區的門票價格決定權，在事權大于財權的現實壓力下，難免滋生以景區收入補貼財政缺口的沖動。另一方面，在外部監管弱化的格局下，景區缺乏改善服務水平、延伸產業鏈條的動力，對創新性旅游項目鮮有大膽嘗試，由此無法擺脫對門票收入的依賴思維。
以此觀之，在景區公共屬性定義不清、盈利模式單一的局面未有實質性打破之前，國內門票價格難以脫離“三年一漲”的窠臼。實現民眾輕松暢享公共自然風景的關鍵，還在于為門票卸下不該承受的諸多“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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