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率對一個國家經濟的抗風險能力至關重要。一般情況下，消費率高，抗風險能力強；消費率低，抗風險能力弱。特別在經濟轉型時期，消費率的高低，更對經濟的抗風險能力和轉型步伐影響極大。
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人口大國，這些年經濟發展速度極快，按理說消費水平應當比較強，消費率也應當比較高。但實際情況卻并非如此。消費不僅沒有成為中國經濟的主要拉動力，沒有成為中國經濟健康、有序的穩定器，反而成為影響抗風險能力的短板。
據媒體報道，近日在廣州中山大學舉行的第二屆嶺南論壇上，工信部部長苗圩介紹，我國的消費率已從2000年的62.3%下降到2011年的49.1%，其中居民的消費率由46.4%下降到35.4%，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相反，2011年的投資率卻高達48.3%，比世界平均水平22%高出26個多百分點。
消費率水平急劇下降，顯然與投資的擠出效應密切相關。因為，在所能提供的經濟總量基本相等的情況下，投資對經濟總量的貢獻大了，消費對經濟總量的貢獻就會下降。反之，只有投資對經濟總量的貢獻下降，消費對經濟總量的貢獻才會提升。
問題是，投資與消費相比，對政績的影響要大得多，也快得多，更容易形成“眼球效應”。也正因為如此，地方政府在制定國民經濟發展計劃時，總是將投資拉動作為最主要的工作目標，在資源配置、政策扶持、環境營造等方面，給予最大力度的支持、幫助和引導，并不惜一切代價地直接參與組織。這些年，政府負債快速上升、房地產市場飛速發展、房價和地價急速攀升，都與過度強調投資的拉動作用有關。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地方政府在發揮投資對經濟的拉動作用時，能夠更多地考慮生產性投資，對消費會起到一定程度的提振和推動作用。但地方政府并沒有關心投資與消費的協調，而是將投資主要集中于非生產性投資。這也是房地產業得到快速發展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投資與消費沒有形成互動的主要原因之一。投資對消費的“擠出效應”，應當是消費水平不高、消費率快速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
影響消費能力和使消費率下降的另一個重要原因，則是出口與消費的關系協調不力。按照中國經濟發展的實際，出口確實應當成為重要的拉動手段之一。前提是，出口必須與國內消費協調運行，形成強大的消費合力。可是，從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到現在，出口與消費基本是割裂的，地方政府對出口的重視，也遠高于消費。一方面，在政策上，出口能夠享受許多優惠政策，而國內消費卻沒有政策可享受；另一方面，出口產品的價格也遠低于國內同類產品價格，造成外國人與中國人消費的成本不一致。
頗具諷刺意味的是，這些年國人時常會到國外購買本國生產的產品。原因不僅僅在于對外國產品有特殊“情結”，而在于很多產品在國內的價格高于國外。而且在國內買的東西質量沒保證，在國外購買卻有保證。如此，國內消費水平如何不下降呢？消費率又如何不下降呢？過度重視出口，對國內消費也形成了不小的“擠出效應”。
當然，影響消費和消費率的最主要原因，還是居民的消費能力不足。原因在于，除了投資、出口等對消費形成“擠出效應”之外，就是分配環節對居民收入的擠壓。自1994年實行分稅制以來，由于財政收入增長速度過快，居民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重也出現了嚴重下滑。加之住房、讀書、看病等支出大幅增加，以及社會保障體系嚴重滯后，不僅居民的實際消費能力逐年下降，而且消費的內在動力嚴重不足，后顧之憂很大。在這樣的情況下，消費還如何發揮對經濟的拉動作用呢？
盡管金融危機爆發以來，我國采取了一系列的刺激消費政策，但是，實事求是地講，除少數產品在某一時期形成需求拉動之外，從總體上講，消費的拉動作用基本沒有發揮，直接造成中國經濟的抗風險能力大大下降，以至于在金融危機面前，應對能力和抗沖擊能力嚴重不足。
眼下，出口在短時間內已經沒有了太多的拉動力，投資也陷入瓶頸，不可能繼續保持高增長率。唯一的可能，就是消費拉動。但是，按照目前國內居民的消費能力和消費動力，要想通過消費來提振對經濟的拉動作用，又談何容易。正因為消費對經濟的拉動作用遲遲不能發揮，又反過來刺激了地方政府的投資沖動，形成了惡性循環。
如何在消費需求上尋找到新突破口，如何有效提升消費水平、提高消費率，已成為當前中國經濟最核心、最關鍵的問題之一。
經濟轉型、經濟結構固然重要，如何通過經濟轉型與結構調整，推動消費水平的提高，應當是最緊迫和最關鍵的問題。如果經濟轉型與結構調整不能對消費起到提振和推動作用，將很難達到目的。即便是新興產業的發展，也不能單純地就產業談產業，而必須與消費緊密相連。對中國來說，只有消費真正啟動，消費水平和消費率提高，經濟的抗風險能力才能真正得到增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