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經濟學家凱恩斯和奧地利經濟學家哈耶克，是20世紀經濟學思想史中兩位著名的人物。他們的思想，不僅對過去的經濟社會產生了巨大影響，在更有說服力的經濟思想主導之前，仍將對現在乃至將來的經濟社會發展產生巨大影響。凱恩斯和哈耶克的論爭，被稱為“歷史上最經典最著名的經濟學決斗”。曾在《倫敦時報》和《紐約太陽報》任資深編輯的美國著名記者尼古拉斯·韋普肖特，在《凱恩斯大戰哈耶克》一書中，系統梳理了這一場論爭，我們在重溫那場經典學術盛宴的同時，也審思“政府對市場的干預應該保持在何種程度”這一嚴肅的經濟問題。
今天，人們對凱恩斯和哈耶克幾乎針鋒相對的經濟主張，已經不陌生了。凱恩斯認為，經濟危機的根源是資本家對投資預期沒有信心而減少投資所造成的，主張政府對社會經濟活動進行有效地干預和控制；哈耶克則認為，經濟危機的根源是資本家的投資過度造成的，認為政府干預只會損害市場發展運行的機制，因而堅決捍衛自由市場秩序的理念。凱恩斯認為政府可以通過財政赤字和公債，擴大政府支出，增加國家投資和消費，變相主張“貨幣國有化”；哈耶克則認為應把貨幣的發行權交給私營銀行，私營銀行基于自身利益而提供健全的、穩定的貨幣，主張“貨幣非國有化”。
凱恩斯主張實行通貨膨脹政策，以提高企業利潤，刺激投資，擴大就業，實現經濟穩定發展；哈耶克則認為通貨膨脹會造成社會收入差距拉大，資產價格暴漲，最終導致更大規模的失業和經濟惡性循環，商業循環會自動恢復到充分就業。凱恩斯認為政府要加強對公共事業的投資，改善社會福利，對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人實行福利開支救濟；哈耶克則認為公共產品并不是對任何特定的需求的直接滿足，而是對某些條件的保障，從而使個人和較小的群體在這些條件下得以享有較有利的機會以滿足彼此的需求。
凱恩斯和哈耶克的論爭，在觀點上隔著一道巨大的鴻溝，終其余生，兩人始終都無法認同對方的觀點，后又通過他們熱心的弟子約翰·肯尼思·加爾布雷思和米爾頓·弗里德曼代為辯論。在人格特質上，兩人也是迥異，凱恩斯口才和魅力過人，總能對世界描繪一種樂觀的愿景，為大西洋兩岸整整一代政治家和經濟學家所接受；與此相反，哈耶克則一絲不茍，他頑強地逆流而上，也在市場倡導者和自由意志者中找到了支持。時至今日，經濟學界涇渭分明的兩大陣營，仍然“大戰”不已。
這樣的經濟學之戰，直接讓政府決策者在兩位學者的想法之間搖擺不定，影響著世界經濟的起起落落，影響著數以億計人的生命和生計。1929～1933年的世界性經濟危機，使得以“羅斯福新政”為代表的凱恩斯主義得以普遍實行，似乎是凱恩斯贏了哈耶克。可是，20世紀70年代石油危機讓世界經濟陷入“滯脹”困境，使得以“華盛頓共識”為標志的新自由主義思潮又成為制定經濟社會政策的主流價值觀念，哈耶克打了一個翻身仗。20世紀末，拉美、俄羅斯、東南亞、東歐等地區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失敗，加上2008年世界性金融危機的影響，凱恩斯主義似乎又有卷土重來之勢。
在政策實踐上，凱恩斯主義和新自由主義思潮的爭斗，可能還將繼續，定論誰贏誰輸還為時尚早。有意思的是，作為學術“風向標”的諾貝爾經濟學獎，也在周而復始的經濟危機和政府決策搖擺的選擇中“見風使舵”。由于諾貝爾經濟學獎始于1968年，早逝的凱恩斯自然無緣；哈耶克則在1974年獲得此獎。在1970～1980年代新自由主義思想張揚的時候，弗里德曼、羅伯特·盧卡斯、基德蘭德、普雷斯科特等也紛紛獲獎。但其后，繼承了凱恩斯遺產的“新凱恩斯主義者”斯蒂格利茨、彼得·戴蒙德等也紛紛獲獎。2012年，新自由主義思潮“逆襲”成功，埃爾文·羅斯和伊德·沙普利又拿走了諾貝爾經濟學獎。
其實，凱恩斯和哈耶克的論證，在分歧面前，也有同樣的追求。他們研究的對象是一樣的，都是從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廢墟之上研究商業繁榮和蕭條的周期問題，都試圖建立一種真實和貨幣現象相互融合的理論框架，以解釋經濟特別是經濟周期的動態性，他們的經濟理論同源于魏克賽爾的貨幣均衡論和“自然利率”說，他們在堅持自由、民主、法治的市場經濟社會這一基本理念上也是出奇地一致。他們各自的理論結論和政策主張，如果單從邏輯推理，都可以解釋經濟衰退的原因，都可以作為解決之道的思想。歷史實踐給出的選擇，實際上解釋了他們分歧的根本原因，他們都是經濟理論家，都有各自的模型，分歧的關鍵點屬于經驗問題。
不得不說的是，雖然哈耶克與凱恩斯之爭意氣風發，又有相互揶揄的成分，但他們彼此在分歧中的相互肯定，超越學術的私人友誼更值得稱道。雖然哈耶克對信貸的看法與凱恩斯不同，但他評價凱恩斯的《貨幣論》“對不同形式的貨幣進行了出色的描述和分類”；凱恩斯則對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這部偉大著作“感動不已”。凱恩斯不僅為初到倫敦的哈耶克提供住處，即使在辯論的信件中也暢說著友誼；而哈耶克曾說：“雖然我仍然不同意凱恩斯的觀點并與他有過白熱化的辯論，但我們卻保持了最好的私人友誼。并且，作為一個人，在很多方面我都對他懷有極高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