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中國15~59歲的勞動年齡人口的絕對數量減少了345萬人，中國勞動年齡人口出現了相當長時期以來絕對數量的第一次下降。國家統計局局長馬建堂預計，中國勞動年齡人口在比較長的一段時間，至少在2030年以前，會穩步、逐步有所減少。
中國人口紅利是否已經消失尚存爭議，但毋庸置疑的是，勞動年齡人口開始減少的趨勢，將會是中國新型城鎮化面臨的新問題。
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日前在上海發表演講時稱，借助戶籍制度的改革，推進以農民工“市民化”為核心的城鎮化，可以起到一石三鳥、立竿見影的效果。
第一財經日報：2012年中國勞動年齡人口絕對數量開始下降，這對我們要展開的新型城鎮化建設會帶來什么影響？
蔡昉：2010年已經出現第二個中國經濟轉折點，也就是人口紅利消失。如果過去依靠人口紅利實現高速經濟增長，很顯然在這之后中國潛在增長率一定會下降，而且不是平緩下降，會有一個比較大的跌幅。
可以估算出，“十二五”時期潛在增長率下降到7.2%。“十三五”還會繼續下降，降到只有6.1%。這應該說是和人口紅利的消失直接相關的。
我們不能超越潛在增長率，但是可以提高潛在增長率，首先要提高勞動參與度。我們做了一個模擬，2011
年~2020年，勞動參與率如果每年增加1個百分點，可以使得這一時期的平均增長率提高0.88個百分點，應該還是很顯著的。但是延長退休年齡這條路對中國來說走不通，中國60歲左右的人受教育年限是6年，是不符合勞動力市場需求的。
因此，提高勞動參與率應該轉向解決農民工戶籍問題，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城市化。
日報：我們此前的城鎮化，一直被批評為不完整的，或者是低效率的，從勞動力的角度來講，此前的城鎮化，缺失了什么？
蔡昉：目前的城鎮化是不完整的城鎮化，有四個城鎮化應該履行的功能還沒有做到。第一是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第二是挖掘勞動力供給潛力，第三是擴大居民消費需求，第四是實現現代意義上的農業發展方式。
其實，城市居民或者城市勞動者被基本公共服務覆蓋的比例也不是100%，但是如果把農民工跟他們進行比較的話，會發現農民工被覆蓋的程度就更低。農民工處于這種狀態是制度性的，因為他沒有本地的戶籍身份。
農民工是未來勞動力供給的唯一來源。從全國來看，在城鎮全部就業人口的總量中，本地人就業大概2/3，1/3已經是農民工了。我們能不能設想現在勞動力的1/3一下子沒了？沒法想象。
從增量看，2011年新增的城鎮勞動力就業，農民工已經占到2/3以上。因此，今天城鎮就業的主體已經就是農民工了，沒有農民工就沒有勞動力市場上龐大的就業人群。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們考慮勞動力市場，考慮社會保障的時候，不能眼睛里沒有農民工。
農民工確實在面臨著潛在勞動力市場風險、潛在的社會風險。可以預見未來10年、20年中國經濟增長速度肯定會減慢，但是產業結構調整可能會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發生，從勞動密集型的第二產業，主要是制造業轉向勞動密集型的第三產業，再轉向更加資本密集型的第二產業，轉向更加技術密集型、人力資本密集型的第三產業，對勞動者的受教育程度有新的要求。
目前農民工平均受教育年限是9.6年，勞動密集型第二產業平均需要的受教育年限是9.1年，勞動密集型第三產業需要9.6年，資本密集型的第二產業需要10.4年，技術密集型的第三產業需要13.3年，農民工目前的技能顯然不勝任。
過去20年，中國成年人受教育年限每10年平均才能增長1.3年。因此，如果未來產業結構調整非常快，我擔心的是未來農民工大概在三四十歲的時候就遭遇當年40、50人員的就業困難。
另外，我們做過測算發現中國年度自然失業率是穩定的，有波動的是周期性失業率。農民工承受了全部的周期性失業，這是中國特有的勞動力現象。比如說宏觀經濟不景氣了，農民工返鄉，當經濟恢復了，創造出新的崗位，農民工也可以回來，這呈現出一個巨大的脆弱性，也就是說農民工幾乎成為唯一承受宏觀經濟波動的群體。
我們過去希望農民工有來有去，但是新生代農民工使得我們過去設想的候鳥式的勞動力流動模式已經改變，變成了一個單向流動模式，不可能回去了。
因為他們成為城鎮的主體，如果他們面臨各種風險，其實某種程度上意味著中國社會潛在地具有這樣的社會風險。
日報：如果我們提高農民工的參與率，有多大的勞動力增量空間？
蔡昉：2011年有2.5億農民工，其中1.6億是離開農業又外出的，還有9000多萬是沒有離開本鄉鎮的，這些人中40歲以上的占了60%多。但是真正轉移到城市來的這些農民工，40歲以上的只有18%。
這個巨大差別意味著什么呢？城市沒有給他們戶口和基本公共服務，很多農民工到40歲左右就退出城市勞動力市場。因此解決他們的問題就提高了勞動參與率，從而提高了勞動力供給，進而提高潛在增長率。
我們還有沒有剩余勞動力？還有沒有可能讓它繼續轉移，獲得資源重新配置效率？總的來說還是有的，中國務農勞動力占全國勞動力比重大概百分之二十幾，仍然高于很多發展中國家。
目前來看，當我們到達劉易斯轉折點之后，想要勞動力轉移，必須提高工資。但是我們工資提高速度已經很快了，如果再快的話可能帶來一種休克式的產業結構調整。這個時候可以用公共政策來替代勞動力市場，戶籍制度改革可以起到和工資上漲同樣的保持勞動力轉移的作用，也就是說給他們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務，給他們戶籍，這樣可能會保持勞動力轉移的持續性。解決這個問題必須推進以農民工“市民化”為核心的城鎮化。
日報：但是因為涉及到各方利益問題，戶籍制度改革一直很難推進。
蔡昉：因為戶籍制度改革到目前為止沒有實質性推進，所以，我們希望中央必須提出一個改革的目標和實施的時間表，把城市化和戶籍制度改革、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合為一體來推進。
我們建議，也許稍微保守一點，至少在2020年之前把目前近1.6億的存量要真正變成市民，其中3000多萬舉家離開農村的這部分人更應該率先完成市民化。
同時，每年新增量的部分，大體上可以用五年過渡，五年之后增量部分真正變成有戶籍的城市人口。這樣，可以在2030年達到70%的城市化目標，這70%是戶籍和居住地合一的。
講戶籍制度改革的時候，市長們都很擔心解決一個外來人口得花多少錢，很多人認為這是不可承受的。但是農民工主要是做貢獻的，目前相當多的社會保障項目都是現收現付的，農民工進來之后首先做貢獻。當然，有一些項目，比如義務教育、低保，農民工已經有稅收貢獻，他應該享受。我認為，可以把義務教育作為中央政府的責任，既可以解決農民工市民化問題，也可以解決長期解決不了的義務教育城鄉不均衡和地區不均衡問題。
并不是所有農民工可以在一夜之間成為市民，但在成為市民之前地方政府必須承擔給他們提供基本公共服務的責任，我想義務教育和幾項基本的社會保障項目應該率先得到解決。
日報：但是每個城市狀況不同，比如北上廣深這類一線城市，和三四線城市，在推進戶籍制度改革上是否應該有不同的要求？
蔡昉：每個城市都有自己特殊的情況，應該按自己的情況設計選擇的標準，但是從中央角度來說，要有一個大的時間表，還要有中央和地方的責任區分。可以一個城市一個城市來制定，但你不能說全交給城市決定，那最后什么進展都沒有了。
我的意思是，可以討論可以考慮各地不同情況，歸根結底還是要動起來。
我們以農民工“市民化”為核心的城市化，主要的途徑是戶籍制度的改革，可以起到一石三鳥、立竿見影的效果。第一提高潛在增長率，第二可以提高居民的消費，再一個是可以保證社會的長期穩定，甚至在短期內可以見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