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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法律條款，實踐中大量存在的“霸王條款”要么應歸依無效，要么應作出有利于消費者的解釋。而事實上經(jīng)營者仍對“霸王條款”樂之不疲。
一張已經(jīng)注銷的信用卡，讓周先生遭遇了無盡煩惱。先是不斷被催收“欠款”，后被銀行記錄不良信用。銀行方的解釋是，周先生還款晚了幾天，產(chǎn)生了4元2毛8的利息。就是這筆利息，3年后“利滾利”變成了99元4毛6分。但周先生還是還不清“欠款”，因為銀行說無法查到具體的實時欠款額。
信用卡還不清，法律上應該說得清。據(jù)記者調(diào)查，國內(nèi)眾多銀行都選擇“復利”（利滾利）作為信用卡的計息方式。而最高法《關于人民法院審理借貸案件的若干意見》規(guī)定，“出借人不得將利息計入本金謀取高利。審理中發(fā)現(xiàn)債權人將利息計入本金計算復利的，只返還本金。”可見，“復利”不受司法支持。
儲戶在辦理信用卡時，通常會跟銀行簽署協(xié)議。在我們的生活經(jīng)驗里，多數(shù)人對信用卡合同中的條款并不了解。由于是格式合同，很少有儲戶會要求改動其中的某些內(nèi)容。如此，從表面看，采取“復利”方式計征利息，似乎是經(jīng)過儲戶同意的。
銀行單方設計并給定格式合同，是基于商業(yè)效率的需要。格式合同大大簡化了辦卡過程，降低了交易成本，使銀行和儲戶之間不必通過反復要約和承諾才能達成“辦卡”共識。這樣的交易形式，在金融系統(tǒng)之外也廣泛存在。
然而，資本的天性是最大限度地追求贏利，格式合同的運用同時帶來了“霸王條款”的泛濫。這其中，最為人詬病的就是格式合同的設計者常利用其強勢地位，制定有利于己而不利于消費者的條款。
“霸王條款”不是新問題，對“霸王條款”的法律規(guī)制也并非缺失。《合同法》第39條就規(guī)定，“采用格式條款訂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條款的一方應當遵循公平原則確定各自的權利和義務，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請對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責任的條款，按對方的要求，對該條款予以說明。”第40條規(guī)定，“格式條款或者提供格式條款一方免除其責任，加重對方責任，排除對方主要權利的，該條款無效。”第41條還規(guī)定，“對格式條款的理解發(fā)生爭議的，應當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釋，對格式條款有兩種以上解釋的，應當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條款一方的解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中也有類似規(guī)定。
依照上述法律條款，實踐中大量存在的“霸王條款”要么應歸依無效，要么應作出有利于消費者的解釋。而事實上經(jīng)營者仍對“霸王條款”樂之不疲，在多數(shù)情況下，并非這些經(jīng)營者不知“法”，而是經(jīng)營者假其強勢地位欺負不懂“法”的消費者——在龐大的消費群體中，法律專家或具備一定法律知識的人總在少數(shù)。上述個案中的周先生應屬敢于維權的公民，他的選擇也是被動而消極的——先是置之不理，當權益被進一步侵害后，想到的仍是把錢還上。正因為有太多類似個案，即便在法律上無效的“霸王條款”也總能為制定者贏得“利益”。
我們理解一個孤立的消費者在對抗銀行時的無助與無奈。遏制“霸王條款”的泛濫，需要監(jiān)管機構的嚴格執(zhí)法，需要司法機關的公正裁判，也亟待公益訴訟的介入。當然，作為消費者“娘家”的各級消委和消協(xié)，應勇敢地承擔起自己的社會責任，用有所作為來讓消費者真正感受到“娘家”的價值與溫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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